就普通理解而言，對於犯罪的處罰，大抵可區別為「結果論」與「動機論」。從結果來判斷該如何處置罪犯十分簡單，如同劉邦進入咸陽時與父老約法三章般：「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依照犯罪事實與程度，分別裁判應有的刑責。然而，若就「動機」來看，那麼一個人犯了罪該如何予以適當定奪，便顯得十分複雜了。
為何我反對廢死的態度改變｜許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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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反對廢死的態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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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五月 21, 2017
最近幾件駭人聽聞的兇殺案主嫌都在法院逃過一死，引發台灣輿論強烈的質疑。原本面對殘酷的殺人者可以免於「償命」，筆者與多數反對「廢除死刑」的民眾觀感一致，總覺這些「劊子手」應該以命抵命，豈能容他們僥倖苟活，並且耗費人民的納稅錢供其坐監吃住？這樣所謂的公理正義何在？但自從筆者在幾個月前讀完曾經擔任美國法院助理、律師，現任教於卓克索大學（Drexel Univ.）法律系的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所著的Unfair: The New Science of Criminal In Justice（中譯：不平等的審判）後，原本對「廢死」所持的質疑態度漸有改變。
來源：Pixabay
就普通理解而言，對於犯罪的處罰，大抵可區別為「結果論」與「動機論」。從結果來判斷該如何處置罪犯十分簡單，如同劉邦進入咸陽時與父老約法三章般：「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依照犯罪事實與程度，分別裁判應有的刑責。然而，若就「動機」來看，那麼一個人犯了罪該如何予以適當定奪，便顯得十分複雜了。例如，同樣是殺人，但甲是預謀性的，乙是迫於自我防衛，動機不同，法官在量刑上也就有異。即便同樣是預謀殺人，甲是為了覬覦他人財物，而丙則是因家人曾經遭受仇家殘忍的傷害（如強暴）因而採取報復手段，相信法院在裁處上也未必二者一致。前述的動機都是屬於明確可知的，但都足以影響法律的判決；倘若是隱而未顯、一時無法查證的動機呢？是否也該列入法律執行前的考量？
事實上，足以影響人們犯罪的非顯性因素太多了，亞當‧班福拉多的書中便舉證歷歷，而且這些因素多已得到科學充分的證明。其中一項最顯著的因素是大腦的問題。從外表來看，每個人的基本樣貌都差不多，無法看出誰較具犯罪傾向；但深入腦內各區仔細檢索就未必是那麼一回事了，這就是隱而未顯的動機。科學家發現，大腦受過一定程度損傷者容易誘發犯罪行為，例如前額葉皮質受損者較易因立即性的挫折而產生暴力反應；而杏仁體機能異常者則易成為「發展性精神變態」（developmental psychopathy）患者，並因此激發出手段性的犯罪行動。
然則大腦為何出現異常？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都是肇因。班福拉多指出：「環境對於我們腦部如何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懷孕、嬰兒和幼兒時期，對於我們未來是否會犯罪，具有決定性影響。」例如，如果微量元素（如鋅、鐵）不足，會比較具有攻擊性。也有研究顯示，母親懷孕時抽煙，小孩成長後犯罪的機率是一般人的三倍。至於汽油所造成的鉛中毒，也被科學家懷疑可能是1960到90年間暴力犯罪激增的主因。其它如環境賀爾蒙、食物中違法的化學添加劑等，也都有可能造成我們的腦部發生問題。
生理因素外，心理因素也是影響犯罪的關鍵。不少學者都相信「社會共犯結構」的理論，若用在犯罪學上，簡單說，是指犯罪通常與犯罪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早在1980年代，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與詹姆士‧威爾遜（James Wilson）就提出「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認為遭到破壞的環境會誘發潛在犯罪──滿地垃圾、荒廢的建築及棄置的車輛等都是。這個理論業經行為科學家實驗證明，也多少說明為何在惡劣環境中成長的孩童，長大後犯罪的機率遠高於在正常家庭中受良好教育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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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研究成果啟發我們重新思考犯罪者的處境，他們固然必須為其行動的後果而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他們犯罪的原因是什麼？純粹是個人在自我完全控制的狀態下進行？抑或背後有其個人無法決定的因素，例如基因缺陷、大腦機能失調，或後天環境的負面影響？易地而處，如果我們被迫成為具有上述問題的人，且得不到任何愛與關懷，那麼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嚴重的暴力犯罪者。
除此之外，法律既然由人執行，那麼便難免出現人為疏失，包括目擊者記憶、執法人員態度等，都可能出現致命的誤判而導致冤案。這些在班福拉多的書中都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例證。面對重大犯罪，死刑是否為最好的處置方式，的確需要謹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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