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英國則聲稱三個條約全部是合法的，根本就不是不平等條約；他們有權隨他們高興要保有香港多久就多久，而且柴契爾夫人還公開尖銳指出，不尊重一個條約的人也不會尊重另一個的。談判幾乎是在有預謀地保密之下進行，而且也有理由；因為有關雙方意見不合的最輕微耳語都有可能讓香港股價大跌，這卻是中英雙方同樣不喜見的事，任何僵局暗示都可能導致資金外流到其他比較明確可斷的投資市場去。中英雙方都戰戰兢兢謹慎從事，出現在等著拍照的傳媒眼前時，必然露出陰陰的笑容。
【書摘】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珍‧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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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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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五月 23, 2017
《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書封
至於中方那邊，反而不曾直接要求歸還香港。當然不用說，我們知道讓英國人占領香港是很慘痛的——從一八四二年以來就已經慘痛了。我們也知道皇帝簽字割讓它的，蓋了硃砂印，倒還不知是真是假表示過傷心。朝廷大臣左宗棠寫了四首詩悲悼中國失去了香港，而且還真的為此事心灰意冷，考慮退隱到山上去度過餘生——這是個愛國者心目中的國恥。
然而相繼而來那些世代裡的中國統治者明白了香港只能靠耍詐和耐心拿回來，他們的苦痛感情對於鐵拳西方一點意義都沒有，而他們的震怒西方也一點都不怕。他們學會了跟大英帝國打交道要謹慎從事，《南京條約》規定他們不得再在正式公文上稱呼英方為「蠻夷」，他們的一般態度也從當面的傲慢自負轉為慍怒默認，再轉為察言觀色算計——一如耆英在一八四三年向他的皇帝的吐露，「對付這種化外之民，要用圓滑手腕懾服他們，安撫他們」。
中國人很清楚表態香港是他們的。晚至一九三〇年代他們還在提出聲明認為新界的採礦權是他們的，一九六七年有位中國發言人形容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一九七二年另一位又宣布香港前途「完全操之於中國主權」。不管他們怎樣抗議過香港地位，但都沒有像對條約口岸那麼強力，而且還逐漸跟英國建立起相當良好的關係；但話說回來，除非你把一九五〇年的韓戰算進去，因為那時英國部隊是聯合國軍隊的部分，因韓戰而跟中國打過仗，否則從一九〇〇年義和拳之亂以來，大英與中國之間就不曾交惡過。
因此即使北京出現了共產政府（對香港人來說，它似乎很不祥），也沒有琢磨出這個殖民地的結局。中國人沒有要求要回它，英國人也沒有主動送上，香港如常經歷了各種搖擺，由充滿信心到驚惶失措，從慘澹到鼓起希望，香港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了一九六〇年代，而在一九七〇年代則盡量能不想它前途就不想。所以既不是毛主席當政時目光狹窄的敵意，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失常，而是務實又明顯充滿善意的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代的興起，才把香港命運帶到了明確最後焦點。
9／終於達成協議
那時離新界租約期滿已不到二十年了，沒有了新界，除了少數怪人和死腦筋的人之外，大家都看得出香港島根本無法再繼續做為英國殖民地。中方對於香港前途並未比以前表現得更咄咄逼人，然而香港本地的資本家卻都令人驚奇地很專注此事，由於更新土地租約有困難，因此這事就提早端到檯面上了；開啟談判的是英國，談判的雙方是倫敦柴契爾夫人的政府以及在北京的鄧小平。他們半秘密拖拖拉拉談了兩年，時而在英國談，時而在北京談。荒誕不經的謠言不時在這個殖民地滿天飛，金融信心輪流上升又下跌，怡和洋行突如其來把總行遷往百慕達，使得人心惶惶；半數人口極力設法忘掉九七，另外半數則只談九七，其他什麼都不談。
歷史佳話上再沒有比這些談判更糾纏不清的了。由於香港本身並沒有代表，所以這場談判實際上是由原來的兩大帝國在談，也就是一個半世紀之前曾為這個議題首次發生衝突者。自從那時以來，所有曾在中國你爭我奪者都已經來了又去了；法國人、俄國人、日本人、德國人全都放棄了他們在沿海的立腳處，條約口岸、勢力範圍、國際租界以及域內特權等等所有這套權全部都解除了。只有這兩個古老帝國，很久以前曾在這裡面對面，而今又再度上到談判桌上角力——一個從一八四一年以來越來越強大可畏，一個每況愈下地衰弱。
中國人拒絕承認香港三個條約的效力，因此他們是難以用索性延長新界租約來解決問題的——在他們眼中，根本就沒有租約存在。另一方面，英國則聲稱三個條約全部是合法的，根本就不是不平等條約；他們有權隨他們高興要保有香港多久就多久，而且柴契爾夫人還公開尖銳指出，不尊重一個條約的人也不會尊重另一個的。談判幾乎是在有預謀地保密之下進行，而且也有理由；因為有關雙方意見不合的最輕微耳語都有可能讓香港股價大跌，這卻是中英雙方同樣不喜見的事，任何僵局暗示都可能導致資金外流到其他比較明確可斷的投資市場去。中英雙方都戰戰兢兢謹慎從事，出現在等著拍照的傳媒眼前時，必然露出陰陰的笑容。
他們的目標不言而喻；英國人明知他們不可能真的指望延長他們在香港的主權，但卻想要保障它的資本主義體制存留，維護和中國的利益關係。中方一方面想要收回香港，卻又不想要殺掉這隻已經幫他們生下很多金蛋的資本家鵝，可能還希望藉由大方的協議以便誘使台灣那些頑抗的主政者回歸中國。
至於香港人，可能極少人知道該要什麼。生意圈的人當然害怕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會被消滅。從大陸逃難出來的人可能害怕遭到秋後算帳，當然更是想到要回到從前共產黨方式的生活就驚恐萬分。還有很多支持國民黨的人則寧願香港加入台灣成為反共聯盟島，另有些人則夢想香港成為獨立的城邦國家，像新加坡一樣。有些要求公民投票，或建立完全民主的制度，但如果說的是真相，那麼可能絕大多數的人只是很單純希望維持原狀就好。
就這樣一個個月過去了，香港時而上了世界頭條，這是每當刊登了另一項謎樣進展的報導或者變化而捲起了另一項謠言時。中國更加對世界和金錢大開其門戶歡迎。鄧小平用安撫方式講話，柴契爾夫人用柴契爾方式講話。倫敦的下議院討論大英帝國最後這個了不起的殖民地只用了整整三十分鐘。新華社社長經常接受專訪，並帶同他半數職員出席了全新而且香豔的大富豪夜總會——「全球最大日式夜總會」（註012）的開幕典禮，令民心大受鼓舞。香港總督則閉嘴不言。這個殖民地的英文報紙大肆辯論這個議題，中文報紙由於大部分受共產黨控制，幾乎根本不辯論此事。
最後，在一九八四年，還有十三年新界租約就期滿時，終於達成協議，於是一切轉變了，不僅柴契爾夫人出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裡，去簽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中英為香港而簽的條約，還有香港總督本人，這麼長的時間裡在共產中國被忽視的人，現在站在柴契爾夫人身旁。大家都露出笑容、出席盛宴、彼此恭維、說說外交笑話。照片上可以看到大多數雙方助手互相鞠躬、言笑晏晏，但不時可以留意到即使在這樣場合也有一種中國式的超然冷漠和撲克臉孔，讓人想到耆英向皇帝說的；要讓蠻夷高興。
10／一國兩制
在整個外交史上，從來沒有一宗條約是像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協議這樣的。所有的牌幾乎都在中方手上，無論政治上的或甚至士氣上的。英方只能基本上爭辯說香港現狀原本就已經對中國大為有利，毀掉它對誰都沒有好處。這番爭辯出乎意料地奏效了。英方同意在一九九七交還整個香港，中方同意九七之後香港繼續維持現有社會與經濟體系以及「生活方式」五十年，直到二○四七年。九七回歸之後香港會併入人民共和國，但卻是半自治區，稱為中國香港行政特區，居民會轉而成為中國公民，人民解放軍會進駐香港，不過有需要的話，外僑官員可以繼續留任，至於香港的商業、金融、證券交易、銀行、保險公司、地產發展計畫等結構——香港整個興旺熱鬧的各行各業全部都可享有這五十年的恩惠。這個相當棘手的問題解決了，鄧小平稱這解決方法為「一國兩制」。
對於中方來說，在本質上這幾乎就像特許租界，就跟當初香港的轉讓差不多。人民共和國裡已經有四個特別行政區了，卻沒有一個是經由國際談判而取得自治權的，起碼其中之一的西藏，更似乎在理論上的自治多於實際上的自治。香港已經透過中國跟一個外國政權的協議而取得了它的特別地位，而人民共和國也破例首次在它自己疆域之內遵守獨特行徑，而且是屬於意識形態上的行徑。不免令人感到要是毛澤東還在的話，大概會像他之前的左宗棠，也會寫下一兩首哀嘆的詩。
對於英方來說，這協議也是有些很破例的地方。那時常有人說英國以前從來沒有把一個占領地交給另一個外國政權，其實不完全真確；他們以前曾經把梅諾卡島（Minorca）交還給西班牙人，把愛奧尼亞群島交還給希臘人，海姑蘭島交給德國人，但英國人從來不曾交出實際上由他們建設出來的領域給別人，但重點或許更在於，他們以前也絕對不曾如此一直拒予這般先進發達殖民地民主自治政府。當初他們占領香港時並沒有徵求過香港島上五千名漁民的意見，而今他們同意交出這地方時也沒有徵詢過這個城邦的五百六十萬人。
總之要徵詢也在事情敲定之後。達成協議但還沒有正式簽約之前，好歹做做樣子來個徵詢民意，於是香港政府成立了評估辦公室，來查明香港大眾究竟對此有何看法。牛津聖凱撒琳學院的院長內恩爵士出差來香港監督辦公室的運作（住在希爾頓酒店而非文華，以免被認為花的是英國人的錢），並有香港法官李福善跟他搭檔。所蒐集的各方民意，其中包括以下這些機構：漢華中學校友會、蔬菜食物與雜貨小販福利聯誼會、新界詩詞會、西義造船總工會、沙田沙角村美雁樓互助委員會。各種意見全都記錄下來，由立法局那些可想而知幾乎全無異議為此協議背書的成員，到中山學會，該會聲稱談判不應該是跟北京談，而應該跟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談才對。紡織漂染職工總會則認為應該全民公投。「我其實並不真的放心。」有位不透露姓名的人士說。
內恩爵士和大法官李先生發現調查結果反映出「表示接受的意見占了壓倒性部分」，不過他們其實更清楚箇中涵義。他們知道民眾是兩面下注，而他們也很聰明地避免明確下結論。因此在報告的最後那段又補充說，「這個接受的斷定，並非指民眾積極熱中也非指消極默從。民眾對於評估辦公室的回應顯示出香港人的講究實際作風。」
的確就是這樣。就像當初開始那樣，如今這個不同凡響的邊遠前哨也接近了尾聲。兩個帝國在過去幾十年裡小心翼翼看著對方，眼見一個逐漸興起強大，一個逐漸衰落，而一百五十年裡這個殖民地從雙方衝突中盡量自求多福，靠的也的確就是一貫的講究實際。
原名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一九二六年出生於英國，畢業於牛津大學。一九七二年透過變性手術「成為」珍．莫里斯。曾擔任《泰晤士報》與《衛報》海外特派記者，身兼詩人、小說家、歷史學家、旅遊文學作家等多重身分，獲頒威爾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並被《泰唔士報》譽為二戰後最偉大的五十名作家之一。
珍‧莫里斯著作等身，出版作品橫跨各種文體。著有：《大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三部曲、《威尼斯》、《牛津》、《西班牙》、《曼哈頓一九四五》、《雪梨》、《第里雅斯特和不知名之地的意義》（Trieste and the Meaning of Nowhere）、《哈佛的最後來信》（Last letters from Hav）與描述變性心路歷程的自傳《複雜的難題》（Conundrum）、《一個糾纏不清人生之樂趣》（Pleasures of a Tangled Life）等。作品曾獲英國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海涅曼圖書獎（Heinemann Award）、亞瑟．克拉克獎（Arthur C Clarke Award）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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