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諮議局當然也對這份組閣名單大加撻伐，稱之為「皇族內閣」，並立刻聯合發出聲明「以皇族組織內閣，不符立憲君主國的公例」，對此北京政府發出旨諭如下：
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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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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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12 月 29, 2016
書名：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袁世凱：現代中国の出発）
作者：岡本隆司
譯者：李雨青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6/12/07
第四章 革命
第四節 辛亥
第四節 辛亥
「革命」的挫折與雌伏
此一章節的標題「辛亥」，換算成西曆約是一九一一年，眾所周知就是辛亥革命這一大事件發生那年。本書（日本版）首刷時的二〇一一年剛好是其一百週年，各地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
因為這場革命，讓這一個干支年分聲名大噪，但此一革命其實是在極為偶然的情況下發生的。歷史上稱之為革命的大事件，也許總是從意料外的小事起始的吧。
首先必須瞭解的是，這場革命並非由主張「革命」的人們所達成，不瞭解這一點，也將無法理解之後的史實發展。「革命」派自一九〇七年後，開始在各地進行武裝起義，即便在同盟會內部分裂後，這樣的行動還是持續進行，然而卻是屢敗屢戰，犧牲了眾多的參與者。
甚至也有人採取暗殺少數政府要人、宛如恐怖攻擊般的行動，其中十分出名的便是《民報》的撰稿論客汪精衛，於一九一〇年在北京引發的攝政王載灃暗殺未遂事件。而清政府面對此一襲擊最高權力核心的重大犯罪事件，卻因為愛惜汪精衛之才，選擇饒他一死，改判終身監禁。
同盟會一派的組織性起義所採取的戰略是先在南方建立根據地，進而北伐，大多位於華南邊境地帶。其中最大規模的，便是一九一一年四月，由革命派的巨頭黃興指揮、東南亞的華僑出資，在廣州發起的廣州起義，結果卻依然失敗。
然而，這卻是一大轉機。此後，革命派放棄了一直以來以廣東人主導的北伐戰略，而以湖南人宋教仁為中心，組織了中部同盟會，打算以長江流域為據點擴展革命勢力。聯合了潛伏於湖北、湖南的文學社、共進會等秘密結社勢力，並吸收了屯駐於周遭的清朝新軍，從事各種反清的布局運作。
當然，任何新的方針從開始到獲得成果，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宋教仁等人也預計要再過幾年才開始實際行動。但是，情勢卻無法等待到時機成熟。
「立憲」的激進化
同一時期，北京政府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改組了中央政府機構，制定了內閣官制。如同前述，是以明治日本內閣制度為模型，大致的架構也與現今的日本類似。
制定內閣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組閣的人事調度。發表的閣僚名單十三人當中，以總理大臣慶親王為首，共有八位滿洲人，其中皇族佔了五名，而漢人僅有副總理徐世昌、郵傳大臣盛宣懷等四名。
當然，若這真的是適才適用的安排，那倒也不是問題。但這份內閣名單，卻是以與載灃的親密度為標準選出，應該在名單上的人材，一個也沒有出現。北京政府內部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應該先暫時撤回名單，但卻沒有受到採用。
各省諮議局當然也對這份組閣名單大加撻伐，稱之為「皇族內閣」，並立刻聯合發出聲明「以皇族組織內閣，不符立憲君主國的公例」，對此北京政府發出旨諭如下：
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
的確，在《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第五條中確實有此明文規定，但以諮議局期望的「責任內閣」來看，這樣的結果還是令人難以接受。
就這樣，地方的士紳階層徹底失望，開始出現了背離清朝的舉動。以往提倡抵制、拒買運動、利權奪回運動等對外的民族主義意識，如今卻因為「立憲」上產生的矛盾，將矛頭轉向了清朝。
剛好在此一時期，北京政府又打出了鐵路國有政策，預計將透過利權奪回運動買回的廣州．漢口間的粵漢鐵路及即將開始建設的成都．漢口間的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並向國外借款完成建設。
這是因為，雖然政府認可以民間資本建設這兩條鐵路，卻始終籌不到足夠的資金，因而採取了國有化的措施，這倒也不無道理。但看在已經出資的人們眼裡，則開始擔心會不會又要再被徵收一筆資金，這也反映出當時政府、官僚的財政支出，是多麼不被信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國外的借款，對於想要保障私產的民間社會而言，轉換到民族主義、反政府行動，是相當容易想見的。
其中反彈特別強烈的則是四川省的諮議局，以此為中心，在鐵路沿線建設預定地上的四川、廣東、湖南、湖北等地組成了「保路同志會」，展開了反對國有化的運動。
對此，北京依然不改其高壓姿態，不斷地投入軍隊鎮壓採取激烈反對運動的四川保路同志會，於各地都發生了流血衝突事件。於是，南方各個有勢力的資本家、士紳階層，也終於轉向開始與清朝正面敵對。
自「武昌首義」到各省「獨立」
就這樣，鐵路國有化的反對運動愈演愈烈，主張「革命」的人們當然也不會默不作聲，開始與四川的運動結合，又或是在背後煽動參與者。革命派此時才剛開始在鄰省湖北展開運作，情勢卻急轉直下，於是決定變更計劃將原定數年後實行的起義提前至下個月十月十六日行動。光是此一變動就已經夠令人恐慌了，然而現實的過程卻又更加地出乎意料之外。
現今的大都市．中國湖北省武漢，為長江與漢水匯流之地，以往其實分為三個都市所有，分別是行政．文化中心之武昌、經濟中心之開港口漢口，以及工業重鎮漢陽，合稱武漢三鎮。
十月九日，漢口革命派的集會所發生了火藥誤爆事故，政府開始向各所展開調查，使得人員被補、名簿也被收押。位於漢口對岸的武昌，轉向投入革命的新軍士卒在極度的焦慮下，決議於隔天晚上起義，並襲擊湖北總督府。
說到武昌的總督，之前多年來都是由張之洞擔任，而此時是由滿洲人瑞澂在職，若他能更沉著冷靜應對，面對這準備不充分的起義，應該也是可以鎮壓平息的。然而此時的瑞澂，卻比革命派來得更加慌亂，立即撤退逃亡，也讓革命軍就此佔據了¬武漢三鎮。革命軍在此建立起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並推舉負責指揮的黎元洪擔任都督。此一軍政府，其實是由投向革命的新軍以及從主張「立憲」轉向反清的諮議局，一同匆忙樹立起的地方政權，也在在反映出當時的情況與經緯。
以中國目前的政權來看，「革命」代表了正義，這樣的暴動奮起，是為了正義而採取的行動，因而稱之為「起義」。率先展開行動的武昌之役，又被稱為「首義」，言下之意當然代表了接下來還陸續發生了眾多「起義」事件。
在短短的期間內，長城以南的中國十八省中，以長江以南為中心的十三省皆紛紛宣布「獨立」。這裡的「獨立」指的是脫離清朝政府，而宣布的主導組織，都是與湖北相同的軍政府。其過程也都與湖北類似，幾乎沒有發生什麼過度激烈的戰鬥，其實各省早就已經做好了脫離北京的準備，「武昌首義」只是給予了他們一個行動的契機罷了。這當中的種種原由，從前述的各項政治經濟結構來看，其實已經相當明白，也因此「獨立」並不困難，因難的反倒是接下來的情勢。
各省「獨立」圖
宣布獨立的各省軍政府，所想的只是脫離清朝，卻沒有真的打算要自立更生地運作下去，當然也有人抱持回歸中央政府的想法。畢竟北京的清朝依然存在，首先要做的，便是與之對抗、維持「獨立」的狀態。若是各為其陣，只怕會被各個擊破，相互聯結是必要的做法。
於是，十一月十五日於上海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此時是武昌首義後約一個月。然而各省的獨立，自湖北到其他各省，都是既沒有計劃性、也沒有統一性，其前途也依然是難以預測。
復活
「武昌首義」、武漢三鎮的佔領，革命軍的種種作為都讓北京政府備感狼狽，首先要做的便是鎮壓暴動。
十月十二日，北京任命陸軍之首．陸軍大臣廕昌率領北洋軍展開討伐，然而就在短短二天後，便由袁世凱代替逃亡的瑞澂，受命為湖北．湖南總督，同時也任命他指揮派遣軍作戰，由此也可看出載灃的恐慌害怕。
換言之，北京政府認為就算投入軍隊的主力去鎮壓暴動也還是有所不足，還必須起用遭到驅逐的袁世凱才行。由新就任的廕昌擔任指揮，並無法徹底發揮北洋軍的機能，北京政府也體認到，只有將親自培育這些將校、士官的袁世凱放回戰場上，才能有所作為。當然以袁世凱的角度來看，北京先是單方面地驅逐自己，現在遇上麻煩了才又跑來求情，怎麼想都是相當任性的做法。
不過，當袁世凱在養壽園接到命令時，心中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並無從知曉。而當他真的動身南下前往武漢，已時值十月三十日，自接到命令起已過了約半個月。
對於袁世凱此時的舉動，一般的說法是，他先以「腳疾未癒」拒絕了命令，接著又提出必須將軍事全權交付給他、並開設責任內閣、國會，且赦免政治犯等條件，在北京政府同意全數要求後，才答應接任。
在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也有記述，一九一五年流傳的說法，認為袁世凱要軍權，是對載灃的報復、要責任內閣是針對「立憲」、要赦免政治犯則是針對「革命」所做的示好，可謂是「一石三鳥」，在各個立場都站上風的謀略打算。以之後袁世凱掌握政權的過程來看，這的確也是合理的說明，但卻缺乏明確的根據，恐怕是為了誹謗中傷而放出流言的可能性居多。
唯一可以確認的是，袁世凱的確提出了掌握鎮壓軍指揮權的要求，當然其中也許也包括了些許報復之意，但他更看重的，是以純粹軍事的觀點思考，如何能讓軍隊有效地運作，因而才提出集中指揮權的主張。
其他的條件，並沒有留下任何證據說明袁世凱真的有正式提出。當然，他對於「立憲」或「革命」，也並非沒有任何想法，這些年來許多政治要人、軍人、士紳都紛紛造訪養壽園，與袁世凱的交流活絡，他雖然隱居在鄉，卻依然掌握了天下的情勢。因此，相信袁世凱也明白，僅靠軍事行動消滅各省的「獨立」，只是治標不治本，搔不到養處。
天津《大公報》在十月二十四日的報導中，記載了袁世凱非正式的發言：
根本的問題在於是否真的能實行立憲，必須要立即組織責任內閣，消除滿漢間的對立才行。然而若上奏表明此意見，勢必被批判為威脅、轉嫁責任，在軍務吃緊的現階段，難以實行。
以袁世凱自身的立場、主觀想法而言，以上說法應該就是他最妥當的進退應對吧。不過，把「立憲」的「執行」視為最「根本」這一點，也必須有所留意。
然而，在袁世凱決定受命，並於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取得指揮權後，情勢又出現了急轉直下的轉變。位於北京周邊的山西省於二十九日宣布「獨立」，剛好同一天，屯駐於緊鄰北京的灤州部隊，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十二條要求，包括在年底前開設國會、廢除「皇族內閣」、組織「責任內閣」、釋放政治犯等，若不答應要求，將立即出兵北京。此一事件史稱「灤州兵諫」，對清廷可說是「晴天霹靂」，要是情況再惡化，北京難保不會面臨遭受東西夾擊的危機，載灃也只能屈服。
隔天三十日，載灃頒布了「罪己詔」，也就是自我批判、表明謝罪之意的公告。 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凱代替慶親王擔任內閣總理大臣，全權交付給袁世凱，打算藉此度過危機。三日，資政院上奏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當日就立即被採納頒布，也成為當下北京政府依循的憲法。而依其規定，袁世凱再次被選為內閣總理大臣。
袁世凱本人一改南下路線轉而上京是在十三日，十六日便已完成了組閣。依據「責任內閣」袁世凱正式掌握了政權，進而也紛紛獲得各國的承認。
「武昌首義」後約過了一個月，原本遭到驅逐隱居在鄉的袁世凱一步登天，成為最高權力者。在南方各省幾乎都已「獨立」的情況下，擔負起北京政府的袁世凱，其一舉一動都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
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副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近代中國與海關》、《在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清韓關係與東亞之命運》、《馬建忠的中國近代》、《近代日清韓關係史——交鄰與屬國．自主與獨立》、《中國「反日」的源流》、《李鴻章——東亞的近代》、《近代中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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