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字片羽○雪泥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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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緣到此一訪，
何妨放鬆一下妳(你)的心緒，
歇一歇妳(你)的腳步，

讓我陪妳(你)喝一杯香醇的咖啡吧！

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交心空間，
躺在綠意漾然的草原上，望著晴空的藍天，
白雲和微風嬉鬧著，無拘無束的赤著腳，
可以輕輕鬆鬆的道出心中情。

天馬行空的釋放著胸懷，緊緊擁抱著彼此的情緒。
共同分享著彼此悲歡離合的酸甜苦辣。
互相激勵，互相撫慰，互相提攜，
一齊向前邁進。

也因為有妳(你)的來訪，我們認識了。
請讓我能擁有機會回拜於妳(你)空間的機會。
謝謝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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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

《早田文藏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從台灣杉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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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田文藏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從台灣杉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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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永華

從台灣杉談起

110年前的1906年7月，遠在英國倫敦的林奈學會雜誌，曾刊登一篇由日本年輕的植物學者早田文藏（1874-1934）所發表的重要論文：〈台灣產松柏科植物之一新屬Taiwania〉（On Taiwania, a New Genus of Coniferae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解開了台灣杉的身世之謎。採集人小西成章技師在寄給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標本簽上寫著：「此一台灣針葉樹毬果，1904年2月採自南投廳林圯埔海拔2,000公尺的烏松坑，與檜木混生，極為罕見，高可達數十丈。」由於這裡是過去19世紀西方人無法進入採集的區域，成果最終落入日本人手裡，但也因此再度引起西方學界回神，對台灣的高山植物燃起好奇之心。

早田在文中指出這是一種介於杉屬與柳杉屬之間的新松柏科植物。他仔細觀察道：「台灣杉的生殖器雖與日本的廣葉杉類似，但球花的內部構造卻完全不同，台灣杉的球花缺少第二鱗層，且鱗片中只藏著兩顆種子，因此將它設立為新屬，名之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 1906。」

台灣杉森林。圖片來源：我們的島〈撞到月亮的樹〉。

早田盛讚台灣杉是「二十世紀植物學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發現」，獲得世界級植物學家的肯定，成為他往後更專注於台灣植物研究的最大鼓勵與動力，也是他一輩子經常掛在嘴邊，一再提起的傲人成就與個人紀念物。台灣杉至今仍是世上唯一以「台灣」為屬名的特有種植物，這是他與台灣植物最為關鍵的一條臍帶，早田文藏將榮耀獻給台灣。

我出生於篤信宗教的家庭，因此從幼少時期就對生死的問題抱持著疑惑，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必須研究生物學，從16歲開始便矢志於植物學。爾來埋首鑽研斯學已歷幾個星霜，或踏破台灣的蕃地，或在印度支那深處與苦熱奮戰。至老來之今日，自認為多年來的疑問已能夠逐漸地釋然冰解，這是植基於我所專攻的分類學的結果，而我所堅信的分類學原理與目前的系統學基礎是完全不同的。

1933年6月，晚年的早田文藏如此回憶道。從這段文字裡，我們看見五個關鍵字：「宗教」、「植物學」、「台灣」、「印度支那」及「分類學原理」，這正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而據以完成的〈台灣植物誌〉及「動態分類系統」，是他最大的成就，也是本書討論的核心。

日本對周邊地區的植物研究，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步調發展。日清、日俄戰爭後，殖民地擴大，東京帝大展開對琉球、台灣、樺太等地的植物相關調查。與日本一海之隔的台灣，自1895年成為日本的新領地；當年22歲的早田決定離開家鄉，前往東京就讀。他在1900年進入東京帝大前先趁機來台採集，並如此感激道：「由於這次的旅行，在我心中豎立起以台灣植物研究為終生事業的志向，川上浩二郎君溫暖的雙手引領我走進這個機緣裡。」自1860年代起，西方人便開啟台灣植物標本的採集、分類及命名的工作，但是早田注意到自1895年之後的改變：「日本植物學界的機會，在於台灣植物誌長久以來被西方植物學家們所遺忘。台灣植物誌的研究工作就好比在無垠大海中旅行一般，遙遠的陸地尚在視線之外。」

日治時代台灣植物誌的建構是一個結合眾人之力的龐大工程，合作過程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早田文藏，他將滿室標本化為有用的知識。他以行動力多次渡海來台，在基隆、台北、巒大山、阿里山、恆春半島、南投、花蓮及宜蘭山區跋涉採集，將標本予以分類命名並發表研究報告，成為一位台灣植物誌的奠基者。那是一個台灣植物大命名的時代，早田文藏在《台灣植物圖譜》十卷當中記錄台灣植物170科3,658種，經由早田一人，竟然就為台灣植物誌增加多達2,300多種，奠定今日基礎。光是看到早田氏冬青、早田氏紅皮、早田氏柃木、早田氏蛇根草、早田氏菝契、早田氏鼠尾草、早田氏爵床、早田氏鱗毛蕨等一連串的植物中名，就可想見早田文藏與台灣植物關係之密切。

早田的學術高峰出現在1920年獲得日本學士院授予的「桂公爵紀念賞」最高榮譽，以表彰他研究台灣植物的貢獻。早田在寄給金平亮三的信中曾高興地寫道：「這回的獲獎對於小生的事業而言真是賜予極度的恩典，我像作夢般感到十分意外且深受感動。」然而他並未因此而陶醉滿足，而是將目光轉移到法屬印度支那的熱帶森林裡。他向台灣總督府提出赴印度支那調查的申請，並稱有助於解決台灣植物分類的問題，因此建議有詳加調查之迫切必要，台灣總督府於是批准其計畫。早田乃於1917及1921年兩度前往，成為繼富士山、台灣島之後的下一個新田野目標。不過他最後並沒有再複製台灣經驗來完成印度支那植物誌，而是從中得到啟發，在植物學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也開啟他人生下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其實早田「自1917年8月從印度支那的東京省回來之後，便將對台灣植物誌的注意力轉而投注在自然分類的原理之上」。他開始質疑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否定傳統的系統分類法則，並受到德國學者歌德的植物變態論影響，及日本天台宗教義的啟示，進而往更上層去創立新的「動態分類系統」，因此改變他後半人生的學術方向與際遇。

早田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如何才是自然分類」這個問題，經過百般熟慮之後，認為當時的系統學並非真正的分類學，遂再度詮釋「根據動態系統的植物自然分類」理論。早田這套動態分類系統觸及分類體系的根本問題，是日本人最初的獨倡學說，但發表之後未能獲得日本植物學界的認同，不過卻獲得來自歐洲學界的溫暖與迴響。早田「雖不時聽到責難攻擊、四面楚歌之聲，仍然一意專念，做一位不顧死生的學究之身」，但是「一旦得以發表自以為是真理的論說，即使深受惱人的長年宿疾所苦，不知離開人世的剎那間何時會到來，也絲毫不會留戀」。

早田在晚年時領悟道：「研究植物分類學的最終目的為何？就是為了要了解生物間相互的關係」，他認為分類學不但是人生當中直接而必要的學問之一，且有助於了解生死的道理。早田堅持學者應為其所信的真理以身命追捧，而他就是為了永遠的真理，「以勇猛精進之心再起，以獅子奮迅之勢以戰，為學問發出怒吼」，全力迎戰，直到人生終點。

《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書封。圖片來源：台大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