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門課程叫做「數值系統設計」，課程長度是十週，從第一堂課開始，教授就指定學生要執行哪些作業或專案，隔週就要交報告，接下來週週如此。Jenny說：「回台灣後，同樣的課程內容，我得開兩個學期，一共三十八週！花了快四倍的時間才教得完。」
美國的大學生習慣高密集的課程，為什麼台灣的大學無法以相同的強度開課？我想，這無關聰明才智，而是台灣教育結構性問題。
【書摘】《同行致遠》：給學生自由去發掘熱情
發佈於 五月 31, 2018
書名：《同行致遠》
作者：張懋中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4月24日
作者：張懋中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4月24日
《同行致遠》書封
有一天，我遇到在UCLA指導的博士生Jenny，她剛回台灣的某大學任教，我問她教學狀況如何，Jenny嘆了口氣：「台灣學生的步調好慢、學習意願好弱啊⋯⋯」
怎麼會這樣說呢？我們聊起UCLA電機系的作風和台灣的差異，有一門課程叫做「數值系統設計」，課程長度是十週，從第一堂課開始，教授就指定學生要執行哪些作業或專案，隔週就要交報告，接下來週週如此。Jenny說：「回台灣後，同樣的課程內容，我得開兩個學期，一共三十八週！花了快四倍的時間才教得完。」
美國的大學生習慣高密集的課程，為什麼台灣的大學無法以相同的強度開課？我想，這無關聰明才智，而是台灣教育結構性問題。
問題一：從來沒給學生自由
我到交大擔任校長後，對台灣的大學生有一些觀察，首先是大家普遍溫和乖巧，可是比起歐美的學生，較缺乏探究真理的熱情。由於缺乏熱情，生活就沒有方向，眼前遇到什麼問題便應付或拖延過去，因此常對未來感到茫然。
在中學時代，美國的學生「很會自我發展」，自由探索自己的興趣、發掘熱情所在，台灣的學生卻過得非常壓抑，除了「念對考試升學有幫助的書」，許多興趣與活動都被犧牲了。
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後，美國學生念大學多是出於自己的選擇，自我驅動力很強，加上學費昂貴，所以更是卯起來認真讀書。今天，台灣的大學升學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台灣的大學生往往不是出於自身意願，而是「似乎非如此不可」的社會氛圍，沒有思考清楚就來接受高等教育。
這樣的學生帶著「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心情上大學，不知道能在大學中得到什麼，於是像要討回幼時積欠的童年複利般，做一些單純殺時間的玩樂，學分挑營養的修，考試前K一下「學霸」同學的筆記，只求考試能過關，對報告也只是交差了事。這樣截然不同的訓練態度，在持續累積四年後，美國大學生的競爭力自然就遠遠超前了。
問題二：過分講求速效
電腦讓資訊取得容易，現在的學生可以做到以前學生做不到的廣博程度。如果學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接收大量資訊是很有幫助的，但在沒有建構有體系的思考能力下，讓資訊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and garbage out），反而令人擔憂。
學生習慣與電腦互動，輸入一個指令，就會得到程式語言的回應。我是學工程的人，也在交通大學推行「全校寫程式」的通識課程，但程式語言的邏輯是固定的，自然世界與人際關係卻是更複雜深奧的，更需要時間去理解。
現在許多大學生不讀有完整體系的教科書，要教授提供整理好的講義，只讀消化好的內容，但這和人工再製的速食一樣，吃了之後迅速得到熱量，可是你不知道食品的原貌、製作的過程、烹調的順序，然而這在知識的追求上是有問題的。
我有幸擁有一個「很閒」的童年，順利地發掘自己的興趣，依循熱情學習，大學時代也剛好沒有這麼多必修課程，有許多優秀的同學與我一起進步，所以每一堂課都修得很深入。我認為要盡量給年輕人一些空間去思考與交朋友，即使學生看似坐在那邊胡思亂想，也不要急著去批評他們。
問題三：不敢主動領導
台灣許多年輕人不清楚自己的方向，經常也欠缺勇氣與自信去領導別人。美國高等教育講究「主動與負責」和「判斷與領導力」的特質，這也是台灣學生普遍比較缺乏的，需要有意識地去培養，回想年輕時期的我也曾經是這樣。
這個故事要追溯到我在M/A-Com實驗室的第二年底，因為不想繼續研究已經十分成熟的矽微波電晶體，我便向實驗室主管辭行，「Frank，你想要股票還是加薪，我們通通答應，千萬不要離開！」主管全力慰留我，得知我想離職的主因後，他有一個提議：「我們在美國東岸成立新的實驗室，你可以到那邊看看！」
我從美國西岸洛杉磯搭飛機到東岸，再開車前往實驗室。時值隆冬，車窗外的氣溫是零下四十度，對物理學家而言，零下四十度就不用提是攝氏還是華氏了，因為換算的結果都一樣。台灣超級馬拉松選手陳彥博的自傳《零下四十度的勇氣》，描寫他如何在天寒地凍的北極活下來並超越極限，大家可以想像零下四十度的風雪，是如何讓來自亞熱帶國家的我「膽寒」。
新實驗室在一座山丘的森林裡，停好車子後我要穿過小徑去面試時，發現車子竟然開始往山下滑！洛杉磯不下雪，停車自然不用拿出三角形的墊片放在後車輪下，但在這冰封般的山丘上，忘記這道手續可麻煩大了。當時我年輕氣盛，心想不能讓車子就這樣掉到山坡下，連忙轉身去追，幸好是讓我追到了。
狼狽不堪地再次停好車子，來到實驗室，首先面試我的一位資深研究員拿著一個印著「NO」的馬克杯，與我在會議室面對面坐下來。這名面試官的形象，完全就是電影《○○七》中的頭號反派諾博士（Dr. No），諾博士的最大特色，就是總是說「NO」。
當天談完所有的人，晚上和接待我的印度裔副總（VP）去吃晚餐，對方告訴我：「諾博士滿喜歡你的，我們都很希望你能來這邊當實驗室的經理。」
聞言我大吃一驚，除了撲克臉的諾博士居然這麼肯定我，還有我是來應徵研究員，並不是來應徵當實驗室經理，對方怎麼把我自動升官了？或許是華人教育中溫良恭儉讓的「遺毒」太深，我直覺自己擔當不起，而我面前印度裔副總的反應卻是大惑不解，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應該要立刻說Yes才對啊！
我後來到洛克威爾科學中心當研究員，十五年來從研究員晉升管理職，然後當上高階主管。回想當年，或許我可以更早開始學習如何當一名領導者。
領導者的修練
領導者要能在其他人還沒發現問題之前，先主動提出來，並指出方向帶領眾人，同時也要挑起完全的責任，賦予權力讓團隊去執行，所有人一起跟上來，整個群體才會進步。
要讓人跟隨，比起高壓地揮鞭子催促，更重要的是激起對方探索知識的熱情。猶記我在UCLA任教後，一位博士生的研究一直原地打轉，他資質聰穎且桀驁不馴，我知道若把他逼到牆腳多半會招來反效果，寧可多給他一些反思的空間，於是在一次原本是尖銳對抗的會談中，我語重心長地對他說：「這樣下去，我很憂心你的未來。」這位博士生聽懂了，痛哭失聲地向我道歉：「謝謝教授這麼關心我。」他的課業與研究也出現了突破。
台灣教育有許多問題，追根究柢是「只學答，不學問」，讓學生根本沒有機會認識自己。環環相扣的問題必須從源頭解決，我除了鼓勵大學生跳脫框架去思考，也期待家長、學校與社會，把自由還給學生，讓年輕人有更多空間與時間，去探索自身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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