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共之所以同意舉行「辜汪會談」，其企圖在於，先由民間團體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解決若干事務性議題，再儘速推動兩岸高層接觸和談判。事務性協商因多次未能解決文書查證、掛號信件等問題時，終須由兩岸兩會負責人協商解決，方有所進展。這個動機是很清楚的。
【書摘】《新時代的台灣》：辜汪會談｜
【書摘】《新時代的台灣》：辜汪會談
發佈於 4 月 30, 2018
書名：新時代的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作者：黃昆輝、鄒景雯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4月17日
作者：黃昆輝、鄒景雯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4月17日
《新時代的台灣》書封
1990年李登輝總統經國民大會投票當選總統後，決定推動兩岸關係，雙方透過不斷的人員接觸試探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透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帶話給李總統，表達了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提議。
李總統收到信函後，認為兩岸領導人對談的時機尚未成熟，應該由民間先進行商談，在兩會的系統下處理事務性問題，因此才有1993年的辜汪會談，這是辜汪會談的源起。
兩岸初次破冰，政府高度謹慎，行政院為此組成專案研究小組，由副院長徐立德召集陸委會主委、副主委、海基會董事長、秘書長為基本成員，加上與討論議題相關的部會，國安會與國安局也一同參加，經共同研究後，提出文書驗證、掛號信件等討論方案。
記得，當年反對黨的監督非常嚴格，陳水扁委員對這次會談就盯得很緊，在辜董事長等人出發之前，有天他在立法院質詢時，特別把我請到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備詢席後面的休息室，表達民進黨希望派人參加這次會談，能夠在場旁聽的意願。他特別詢問我：是誰阻止他們一同前往的期待？我回答他：任何一個準備要談判的團隊，誰會希望有人在旁邊監督他們？而且也不符合組建談判隊伍的常軌。民進黨大概因而認為是辜董事長不同意他們隨行。後來，民進黨組團專程前往會場大門口示威，李總統事後曾經私下向李光耀表示：「當時如果換成本人，將是不得了的事情。」
1993年4月27日到29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正式舉行兩會成立後的首次會談，雙方並簽署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等4項協議。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左）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右）在新加坡海皇大廈握手（圖片來源：聯合知識庫，合理使用）
這次會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兩會4月上旬在北京舉行預備性磋商時，達成會談是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功能性的共識。因此雙方在會談中既未準備討論政治性議題，陸委會也從未考慮授權海基會與對方商談政治性問題。
辜汪會談的目標是為了建立兩會制度化協商管道；掃除民間交流中的障礙，以確保台灣民眾的福祉與安全；並為兩岸間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交流原則，開創先例。這三方面，都在會中達成了建設性的成果。
兩會雙方同意今後建立授權民間中介團體制度化聯繫管道，定期商談，其目的在解決事務性、經濟性的問題，並不表示政府當時要加快大陸政策的步伐，也不表示即將進入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當然更不表示中共對台灣的敵意已消，或是對台灣已具誠意與善意，政府此後的大陸政策仍要以前瞻、務實、主動、穩健的原則來推展。
但是，中共之所以同意舉行「辜汪會談」，其企圖在於，先由民間團體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解決若干事務性議題，再儘速推動兩岸高層接觸和談判。事務性協商因多次未能解決文書查證、掛號信件等問題時，終須由兩岸兩會負責人協商解決，方有所進展。這個動機是很清楚的。
在新加坡會談期間，汪道涵不但頻頻進行兩岸應儘早「三通」等政治性放話，會後，又寫信給國內若干人士感謝他們對會談的關切，希望加強對台灣內部的宣傳效果，而且我們得到情報，汪道涵計畫在五月下旬要前往美國、加拿大等華人較多的地方，說明中國大陸對這次會談的觀點。
所謂先講先贏，第一印象最持久。為了避免國外僑學界受其引導，連戰院長乃於5月10日，在行政院召集黨政相關首長，對提前海外宣導一事交換意見。這次會議中，決定由我率同邱進益等前往美、加、日三國辦理說明會，以掌握詮釋主導權。
辜汪會談若是第一戰場，會後的宣達就是第二戰場。
宣講團於5月20日啟程，6月4日返國，兩週期間，一共舉行了28場次的說明會。其中我參加了25場次，包括大型說明會8次，每次約4百人，正式記者會8次，非正式記者會多次，小型說明會9次，參與的僑學界人士達4000人次。
在華府期間，我特別與柯林頓總統的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會議亞洲處處長魏德曼（Kent Wiedmann），以及國務院東亞事務首席副助理國務卿湯森（Peter Tomsen）等人會面，將政府的大陸政策及辜汪會談的定位，以及未來兩岸關係的看法，向他們做明確的說明。美方認為，兩岸雙方以務實的做法處理實際的問題，這就是「對台灣在國際環境中漸現的權利，予以政治上的承認。」
此外，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的演講會，出席者都是日本各界具影響力的人士，包括國會議員16人，各重要傳播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界，都派代表出席，這在當時是首次有政府首長利用這裡辦理演講會。就在同樣這個地點，2天前中國外長錢其琛才在這裡演說：「中華民國『竊取』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針對辜汪會談，他們當時最關注的問題，記得包括：
走向國統綱領中程階段的條件與時機為何？
民進黨在大陸政策制定過程中可扮演何種角色？
台商在中國大陸間接投資保障問題何以未能達成協議？
台商赴中國大陸間接投資是否會造成「以民逼官」的效果？
會談中，我方如何展現對等的地位？
如何培養談判的人才？
中共如不遵守協議，我方如何處置？
我方未來談判的籌碼為何？
四項協議對何方較有利？等等。
走向國統綱領中程階段的條件與時機為何？
民進黨在大陸政策制定過程中可扮演何種角色？
台商在中國大陸間接投資保障問題何以未能達成協議？
台商赴中國大陸間接投資是否會造成「以民逼官」的效果？
會談中，我方如何展現對等的地位？
如何培養談判的人才？
中共如不遵守協議，我方如何處置？
我方未來談判的籌碼為何？
四項協議對何方較有利？等等。
這個過程讓我觀察到，當時台灣的駐外單位動員能力非常強，由組團到成行短短10天，就完成了安排；美日兩國很重視台灣的政策走向，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士也關切兩岸關係的發展，對辜汪會談一再提問。本人就回答了195人所提的2百多個問題。可見辜汪會談的重要定位。
然辜汪會談只是開始，之後兩岸與新加坡之間還有一連串的後續發展。
黃昆輝
生於1936年，從台中師範學校，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士、教育研究所碩士，再到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行政學博士，一路研讀教育，並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任教育研究所所長兼教育學系系主任。
後因緣際會被拔擢轉任行政工作，歷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副主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副主委、國民黨青年工作會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內政部部長、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秘書長、財團法人李連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國民黨秘書長、中央廣播公司董事長、總統府資政、財團法人群策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現為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及財團法人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鄒景雯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現任自由時報總編輯。從事新聞工作三十餘年，累積報導與論述，超過數百萬字，並著有：《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李登輝給年輕人的十堂課》、《蕭萬長政壇秘錄》、《戰略蘇志誠》、《風雲劉泰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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