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於傳統禮俗,過去台灣人將生死議題視為禁忌,對墓園亦普遍懷有恐懼,墓誌銘更是台灣墓園缺少的文化風景。詩人李敏勇認為,墓誌銘是生命的亮光,人間的印記,是超越時空的人間徽章,也是逝者與生者的連繫。
#墓誌銘 #書摘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965
【書摘】《墓誌銘風景》:生命的亮光,人間的印記
發佈於 五月 24, 2018
初讀詩人詹冰(1921-2004)的詩集《綠血球》是1960年代末的事。那時,我開始發表詩,並加入在那時候不久之前才創刊的詩誌《笠》,成為同人。詹冰是創辦人之一,也是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從日本語而通行中文,他們那一世代的台灣本土詩人不像世界其他國家的同世代詩人,在戰後即登場,而是重新學習通行中文,重新開始。戰前已發表詩作,並獲日本著名詩人崛口大學(1892-1981)推薦的他,戰後在《笠》創刊之後,出版了他譯為通行中文的詩集《綠血球》。
以「綠血球」和「紅血球」兩輯分類的詩集《綠血球》。分別喻示自然和人間。這本詩集有很多經典作品,在台灣現代詩史留下位置。有兩首在「紅血球」輯裡的詩〈墓誌銘〉和〈自畫像〉印記在我心中。
他的遺產目錄裡
有星
有花
也有淚
有星
有花
也有淚
──〈墓誌銘〉
──〈自畫像〉
〈墓誌銘〉和〈自畫像〉其實是一首詩的兩種形式,自畫像就是墓誌銘。詹冰的詩有一種知性的真摯,星、花和淚是他對自己人生的記述或說形繪。在〈墓誌銘〉這首圖像詩,淚是我(詹冰),圓周上半圈是天上的星星,下半圈是地上的花朵,天地之間的我是人間的我。富有機智的表現讓這首詩直接經由視覺進入閱讀者的腦海。
純粹以詩來閱讀,〈自畫像〉和〈墓誌銘〉在那時候,彷彿只是審美的感受和領略,與生死無關。那時候,詹冰40多歲,正值壯年。一直到2004年,詹冰以83歲離開人間,生與死的意味才和他關聯起來。
墓誌銘在詩作品的印象,也出現在1972年,我譯介的捷克詩人巴茲謝克(Antonin Bartusěk, 1921-1974)的詩選,34首詩的終篇。那時,巴茲謝克還健在。經歷「布拉格之春」並留下詩見證的他,以一首〈墓誌銘〉刻劃他生活的城市。
人們隱匿起來過活的
就是這城市。
起先我們試圖
佯裝
我們已經死了很久。
他們宣稱我們瘋了
而且強迫我們在餘年
飲下剩餘的所有的血。
……
他們就要我們
挖掘自己的墓穴
而且從腦後
將我們射擊致死。
如今我們真的死了,
現在我們希望這真正是一個終局。
但他們弄醒我們
以能夠隱匿我們過活。──墓誌銘
巴茲謝克在1970年代初期的一本企鵝版《捷克當代詩選》和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6)及賀洛布(H. Holub, 1923-1998)三人並列,塞佛特並於198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捷克和東歐國家在二戰後一直在共產統治體制,1980年代末才自由化。巴茲謝克的〈墓誌銘〉其實喻示的不是個人,而是集體的命運。
墓誌銘真正讓我感受生與死的況味,是畫家劉啟祥(1910-1998)。他逝世時,我在報刊發表一首詩〈願歷史之牆高掛你崇高的遺囑〉。劉啟祥的長子,也是知名畫家的劉耿一,商請我同意作為他父親的墓誌銘,在他家族的墓園黑色花崗石基座,就銘刻了這首二十四行詩。1999年,我的摯友,英文學者,也在愛爾蘭文學研究享有盛名的吳潛誠(1948-1999)英年早逝。臨逝前,他在遺孀前囑託我協助後事。我以「植根美麗島,織傷痕成詩篇;航向愛爾蘭,化冤錯為甜美」作為他的墓誌銘。在金山看得見海的山上墓園,他墓碑的黑色花崗石就鐫刻著這樣的行句。
之後,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之一的江鵬堅(1940-2000),曾在民進黨創黨時出任主席,創辦台灣人權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並以「一任立委,終身黨外」自許,也擔任過監察委員的他,是我1980年代在人權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過世多年後,朋友們一直要我為他構想墓誌銘。思前想後,我為他擬了「政治俠士心,人生美如櫻」。想起故人生前常以櫻花短暫而美麗自許,也許這正是他人間的印記。
開始書寫墓誌銘風景,並以之為名在聯合副刊發表,是2010年歲尾的事。以〈美麗島與愛爾蘭〉作篇名的吳潛誠「墓誌銘風景」,於當年11月29日刊出。自此台灣詩人詹冰的〈星、花、淚〉,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在美的天國與地獄裡〉,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人生之無〉,愛爾蘭詩人葉慈的〈對生死投出冷眼〉⋯⋯到2018年初,大約70位世界不同國度、不同領域人物的「墓誌銘風景」出現在我的觀照之中。
從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政治家、社會運動家,不同領域的墓誌銘主人,以簡單的行句彰顯生命的亮光,人間的印記。我從亮光和印記引介他們的人生行止,就像精簡的傳記,彰顯這些在人類文明開展的歷史裡印拓的行跡。從這些已離開人世的人們墓誌銘,梭巡他們,並與他們對話,彷彿握著他們的手,聽見他們心跳的聲音。從島嶼台灣,向北探向日本、向東觸及美洲、向西觸及中國以至歐洲。世界的善美與真實,悲哀與歡樂,甚至矛盾與和諧就在這些已經死去的人們在生涯中留下見證。
墓誌銘風景反映墓園文化。記得,在英國倫敦探訪位於高門墓園的馬克思之墓,他的墓座上留著拜訪者留下的紅玫瑰花束,眼裡有我們到達時剛離去的人影。那時,蘇聯已解體,馬克思主義經由列寧的實踐已然失敗。但政治的失敗並不完全是馬克思文化思想的消失。我站在馬克思墓座前,看著他的頭像,仍然感受到他的崇高。墓誌銘兩句名言,其上一句是出自《共產黨宣言》的「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底下一句是《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一則:「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世界,但重點在於改變世界。」
還記得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特別找時間去中央公墓的音樂家專區參觀的經驗,一位日本遊客在我們之前巡訪。毗鄰而立的音樂家的墓座呈現奧匈帝國時代的音樂文化氛圍,每一座墓都是一件雕塑的藝術。貝多芬、小約翰.史特勞斯、布拉姆斯、舒伯特⋯⋯。以31之齡逝世的舒伯特,「死亡把豐富的寶藏和美麗的希望埋葬於此,人們來到這座墓園之際,請脫帽致敬。」以一種適當的禮節,對待在短暫人生中留下無數音樂給人們的音樂家,應是生者對死者的敬意。世界是在這樣的敬意裡讓人感動的。
相對於世界的文化先進國家,我們的墓園文化存在著許多缺陷,許多亡者之域常存在著凌亂不堪的空間場景,缺乏與人親近的整齊、清潔、美觀、雅靜。歐美和日本,迄今仍有許多墓園在社區之間,或教堂、寺院周邊。生者與死者鄰近,不覺突兀。因為墓園就像小小的庭園,花草樹木交織的風景,既為死者慰靈也洗滌生者之身心。而台灣的許多墓園,不可親近,甚至讓人感到可怖。近年來雖有企業投入的改善,有時只突顯堆砌的一面。而台灣的墓座習慣以在世男丁後人之名立碑、重起造人輕逝者,也讓人不解。墓園是死者安息之所,墓座是死者的印記,台灣的墓園文化亟待改善。
墓誌銘更是台灣墓園缺少的文化風景。這是生命的亮光,人間的印記。透過墓誌銘彰顯不同領域人們留下的歷史形跡,讓有限的生命化為無窮的意義。我在《墓誌銘風景》裡,嘗試著呈現一個又一個在人間留下印記,發出生命亮光的人物的人生行路。透過墓誌銘與這些已在人類歷史角下註記的人們相互觀照,彷彿閱讀一篇又一篇勵志的故事,讓人對生命的意義更有體認。
記得2015年秋天,在聖彼得堡這個俄羅斯城市,參觀「藝術家墓園」,一座又一座墓碑,一位又一位俄羅斯藝術家的形影。托斯妥也夫斯基彷彿就站在那裡,他以小說呈顯一個時代的心影,一種北方國度深遠的心靈的投射。而在莫斯科時,搭車前往二百公里外的托爾斯泰莊園,穿往森林的公路,彷彿莊園裡前往他墓園的小徑,安葬在那片森林中的草地裡,托爾斯泰的墓園既沒有墓座也沒有墓誌銘,他的墓園在天地之間,他的墓座在一片森林裡,他的墓誌銘是草坪上的花卉,是他作品裡的行句。
進入新世紀10年代以來的大約7年間,在聯合副刊發表的墓誌銘風景,編集成書出版。彷彿我梭巡詩歌的歷程,在歷程中的每一個停駐的腳步都面對著一個在人類史留下亮光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人並沒有在歷史中消失,他們在人間的印記那麼明晰,好像和活著的人們繼續共同探尋願景,繼續描繪新世界。
《墓誌銘風景》其一
常思鄉土根
惠澤番薯土
常思鄉土根
惠澤番薯土
—許常惠(1929-2001)
在台灣音樂界有相當地位的許常惠,是彰化和美人,曾在日本東京就讀小學,中學在台中一中就讀,台灣師大前身的台灣師院音樂系畢業後,留學法國巴黎的法蘭克福音樂學院及巴黎大學文學院的音樂學研究所。
返國後,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前身的國立台灣藝專及東海大學音樂科系的他,與史惟亮合作的民歌採集,豐富了台灣的音樂史,對民族音樂的推廣與振興,有所貢獻。
許常惠也是作曲家,更培養了多位作曲家門生。他創立的「製樂小集」和「新樂初奏」、「五人樂會」在不同時期對現代音樂的振興留下成績。
在金寶山的紀念墓園,許常惠的墓座,鐫刻著他的墓誌銘,彷彿他心意的剖白,更是他形影的呈現。江鵬堅 人權律師,政治俠客
《墓誌銘風景》其二
政治俠士心,人生美如櫻。
政治俠士心,人生美如櫻。
—江鵬堅(1940-2000)
江鵬堅是律師,1979年12月10日發生的美麗島事件,許多黨外人士被以軍法、司法治罪,他擔任林義雄及楊青矗的辯護,踏入政治改革運動之路,並於1983年,當選增額立法委員。1984年,與關心人權運動與民主化的志工創辦台灣人權促進會,擔任會長。
24歲開始執行律師業務的他,在法界擔任許多組織、機構的職務。1986年,民進黨突破戒嚴、黨禁成立後,他是首任黨主席。從人權律師而參與黨外到民進黨,他的政治公職從立法委員,以「一屆立委,終身黨外」以及「不信公義喚不回,誓為人權馬前卒」留下風範。
沉穩內斂、個性圓融的他,從黨外到民進黨,深獲敬重。1996年,當選補選之監察委員,並在1999年順利連任後,為彰顯監察機構應中立的色彩,註銷民進黨籍,停止政黨活動。他既調查林義雄母女血案,也調查雷震組黨案件,樹立監察委員不畏懼政治強權的作風。
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的江鵬堅,父親是1919年自福建泉州惠安來台營生的鞋匠。從鞋匠之子到民進黨創黨主席是他的故事。起於市井,從人權而政治,他的人生印記在台灣這塊土地,只有60年。2000年12月15日,因胰臟癌病逝於台大醫院。他看到政黨輪替,民進黨在創黨14年後,成為執政黨。
經常以「用未來看現在,以死亡看生存」自勉的他,執著於「政治是良心事業」,深信「落花入土更護花」,像一位俠士,親和力強,贏得許多人的尊敬。他的墓園銘記他短暫人生的美麗行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