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字片羽○雪泥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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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緣到此一訪，
何妨放鬆一下妳(你)的心緒，
歇一歇妳(你)的腳步，

讓我陪妳(你)喝一杯香醇的咖啡吧！

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交心空間，
躺在綠意漾然的草原上，望著晴空的藍天，
白雲和微風嬉鬧著，無拘無束的赤著腳，
可以輕輕鬆鬆的道出心中情。

天馬行空的釋放著胸懷，緊緊擁抱著彼此的情緒。
共同分享著彼此悲歡離合的酸甜苦辣。
互相激勵，互相撫慰，互相提攜，
一齊向前邁進。

也因為有妳(你)的來訪，我們認識了。
請讓我能擁有機會回拜於妳(你)空間的機會。
謝謝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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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人類學家訪談：中國農民這樣應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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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訪談：中國農民這樣應對污染

建立於 2017/12/07

上稿編輯：陳宣竹

作者：Fred Pearce（環境作家，《人口大震盪》等書作者）；翻譯：金艷

中國農村居民與污染的共處之道體現了人與環境關係的另一個面向。

農村地區的污染往往不亞於工業重鎮。一些礦業公司對環境法置若罔聞；家庭手工業者拆除電子垃圾時也給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危害。那麼，這些社區能向誰求助？還是說他們只能依靠自己來盡量降低此類風險？

人類學家安娜・羅拉-溫賴特（Anna Lora-Wainwright）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這些困境。在她的新書《順從的行動主義：在中國農村與污染共處》（暫譯，書籍原名：Resigned Activism: Living With Pollution in Rural China）中，溫賴特提出環境行動主義（environmental activism）研究應更加關注這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她向弗雷德·皮爾斯（Fred Pearce）解釋了箇中緣由。

問：「順從的行動主義」聽起來有些矛盾。您想透過它表達什麼，為什麼會覺得它適合用來形容中國農村居民與污染的關係？

答：我選擇這個詞是為了凸顯中國農村環保主義的複雜性。圍繞污染和其他環境威脅的應對工作所展開的研究都傾向於關注行動主義運動，而對於個體的反應——個體是如何將污染看做常態，並且順從和適應它的，則關注較少。但如果要理解環保主義，我們就必須理解這些過程。

這本書講述了在其他行動無法開展或者無效的情況下，個體和家庭如何採取一些細小的行動來盡可能地減少污染對人類身心以及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戴口罩、購買瓶裝水、夜間關窗防止煙霧進入室內、避免有害工作、把小孩和孕婦送往別處居住等，這些都屬於個體行動。

問：人們是如何適應污染的呢？您在書裡提到說人們有一種「地方生態」的意識，他們對健康的理解也在改變。

答：在我工作過的3個地方，當地人會調整自己的期待，來適應當地的污染。雲南寶村（音譯）是一個被磷礦和化肥廠圍繞的村莊。在那裡，人們適應了包括呼吸系統和關節問題在內的身體不適狀況。當詢問村民們的健康狀況時，這些症狀很少被提及。他們常說身體可以「適應污染」。

問：您提到說曾經有一段時間，您和同事的健康也受到當地污染的影響，能舉幾個例子嗎？

答：我們在寶村的時候感受尤為深刻。在那裡做田野調查時，可能是因為當地的污染，我出現了頭疼、喉嚨痛、流鼻血的症狀。在電子垃圾交易和處理的熱點地區——廣東貴嶼，進入塑膠焚化區時，我也會覺得眼睛刺痛和頭疼。那裡的氣味有時候非常刺鼻。

問：貴嶼的污染主要來自當地的家庭手工業，那裡居民對於污染的態度會和其他被迫承受污染的地方的居民不同嗎？

答：比較複雜。表面上看，貴嶼這種地方的居民好像都是在同一條船上。但當地社區的人口構成往往更加複雜，階層之間的差異也更加明顯——成本和效益的分配不均。在貴嶼，作為勞動力主體的外來勞工往往收入相對較少，承受的風險卻最大。

問：您覺得人們回答問題時的誠實度有多高，比如在當地官員在場的情況下？

答：有官員在場的話，受訪者談到污染對環境和自己身體的影響時肯定會更加謹慎。但如果是單獨和我們談，他們有時候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用自身遭遇竭力博取注意力。一些人還請我們幫他們從上級政府那裡爭取補償。他們這麼做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們。我們發現這種差異在第3個研究點，湖南西部的錢村（音譯）尤為明顯，那裡受鉛和鋅礦開採的污染非常嚴重。

問：中國的污染政策怎麼樣？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央對地方污染的態度有變化嗎？

安娜・羅拉-溫賴特（Anna Lora-Wainwright）新書《順從的行動主義：在中國農村與污染共處》 — 安娜・羅拉-溫賴特新書《順從的行動主義：在中國農村與污染共處》

答：我們看到，在習主席的領導下，中央控制污染的決心越來越強。習主席曾說過要「向污染宣戰」。很多地方都開展了高調的空氣污染防治行動，鋼鐵生產大省河北也在其列。但也有不少地區的問題尚未引起注意。為了換取稅收和就業，貧困的農村地區更願意引進污染企業。而且這些趨勢短時間內不太可能會改變。

問：在環境執法方面，中國農村地區的政府官員做得到位嗎？

答：這很難一概而論，因為污染種類很多，各地的政治經濟情況也不同。但從我自己的實地考察，加上仔細研讀河海大學陳阿江教授的研究之後，我發現環境執法工作仍舊存在較大問題。法律法規是完善了，但令貧困地區對污染活動敞開懷抱的經濟誘因依舊很強。

問：有人說環保主義在中國得到的包容度要高於其他議題，這是因為中央將其視為向地方官員問責的一種手段。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上級政府能夠接受對當地小公司不當行為的批評，因為這種批評可以充當人們發洩不滿的出口。維護穩定對於中國政府至關重要。在維穩大計之下，地方污染企業和基層環保官員很容易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但這和指出系統性問題之間的界限常常變得模糊。

問：在中國，主要關注環境問題的是否仍是城市居民和中產階級？或者說您對「順從的行動主義」的分析是否揭示了其他方面？

答：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我花了數年時間與中國村民一起生活。所以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告訴外界，對於環境和污染問題的憂慮和認識不是城市中產階級所獨有的。當然，貧困人口抵制污染或者保護自己免受污染影響的能力要有限得多。他們內心往往明白自己缺乏推動變革的力量，但如果忽略他們試圖對抗污染的方式，就會對他們造成進一步的不公，剝奪了他們所擁有的權利。

問：您在引言中說自己的工作對「環保主義的研究具有更廣泛的概念意義」，這是什麼意思呢？

答：它讓人們更多地關注環境意識的另一種表達。對見多識廣的綠色運動者而言，買瓶裝水、戴口罩和保護孩子或許算不上是行動主義。但類似行動值得關注。現在這些舉動或許是人們能夠最直接採取的抵制污染的行動。我認為，只有讀懂妥協，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