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臺灣的社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內部一些中低階官員，對以陳儀為首的臺灣當局及施政實績議論紛紛，有時還相當激烈。對於這樣的現況，王思翔採取和其他半官方報紙類似的辦報方針：「不反皇帝，只反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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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有聲畫作無聲詩：陳庭詩的十個生命片段》──陳庭詩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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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2 月 22, 2017
《有聲畫作無聲詩》書封
【本書背景】陳庭詩（1913~2002）原籍福建，1946年來臺，終其一生以質量驚人的創作貢獻臺灣當代藝術。陳庭詩在國際美術年鑑《二十世紀藝術史》（Art of the 20th CENTURY）鉅著中是唯二入選的華裔藝術家（另一位為貝聿銘），在世界藝術史上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陳庭詩與他的故事卻鮮為大眾所知。事實上，陳庭詩在戰後臺灣的境遇，即是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由梁朝偉飾演的瘖啞智識人士──林文清的原型。陳庭詩自幼患有耳疾，雖無法言語，但透過筆談與交心，與當時本省與外省文人奠定深厚交誼。陳庭詩從戰後初期來臺、歷經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年代，他的生命經驗，彷如戰後一部無聲的臺灣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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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報》的陳庭詩──《悲情城市》的林文清
八、九Ｏ年代之交的某日，陳庭詩在埋首創作之餘，不忘抽出時間到外頭逛逛。來到定點，買一張票，坐在黑暗的電影院中，他暫時將幾乎填滿他生活每一個縫隙的藝術創作，安穩地擺在一旁，轉去欣賞另個領域創作者的成果。
但今天，他不是到平常去慣了的二輪電影院，而是換到一間專放院線電影的戲院，加入購票人潮，買一張貴出許多的票，帶著平常觀影時所沒有的複雜心理，坐進放映廳。那是一九八九年發行的電影，《悲情城市》。
一開始，看著螢幕上正在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忙進忙出的一戶人家，因為聽不見與此同時播放著的日語廣播，陳庭詩還有些摸不著頭緒。直到電影開始三分鐘，螢幕上出現了幾行字，他才總算抓到電影開頭所在的時間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
宣佈無條件投降
臺灣脫離日本統治
五十一年。
那真是太遙遠的事了。即便是一向才思迅捷的陳庭詩，也較平時多花了數秒才憶起，並且推算出： 日本投降後，再過八個月，是他初次踏上臺灣土地的時間。
《悲情城市》電影海報（來源：製片公司年代影視事業、侯孝賢電影社與發行公司學者有限公司）
一九四六年某日，戰後在江西、福建一帶流徙數月的陳庭詩，突然接到一封轉了幾手才來到他手上的聘任書。聘任者是即將在臺灣臺中成立的《和平日報》分社，邀請他前往臺灣，擔任美術編輯一職。
抗戰雖已勝利，但戰時的創傷加上國民黨接收時的劫掠，中國大部分的文化機構都在艱難中掙扎撐持。此時，知識界普遍流傳一個說法，認為臺灣是戰後唯一還稱得上淨土的地方。加上臺灣在光復後隨即大量向福建地區招募文教和新聞工作人員，政治環境也看似較為單純，陳庭詩認識的一些文化人、知識份子，包括戰時互有接觸的木刻家、漫畫家，有不少都已前去臺灣。他們之所以如此選擇，一方面是為了擺脫求職困難、生計難以維持的窘境，另一方面，也抱持著到這一塊新近才回歸中國的土地上去看看的想法。
考量到上述種種，陳庭詩便決定答應《和平日報》分社的邀請，遠赴臺中任職。
陳庭詩發表在《和平日報》的版畫〈蓮步姍姍〉。此圖乍看之下是畫中國神話「姜嫄踏巨人足印懷上后稷」，但女子衣服上寫著「加薪」，巨大黑色足印寫著「物價」，暗喻女子被巨人拋在身後，早已無可追矣。（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
電影進行到八分鐘，陳庭詩辨認出，在電影裡飾演「文清」這個角色的帥小伙，正是《悲情城市》開拍前，導演侯孝賢曾經帶到他臺中家中來拜訪他的梁朝偉。
電影十二分鐘處，陳庭詩看到了遙遠又熟悉、但又不能和他的記憶全然疊合在一起的影像。寬榮引介他的朋友們，一群本省籍的文人和知識份子，以及「唐山」來的記者，到了林文清家中聚會，清談議論，對時局發出批評和喟嘆。聽不見也無法參與討論的文清，雖然高興眾人的來訪，卻只能在一旁做一個無聲的觀察者。稍後類似的情境又出現兩次：一次在餐廳，一次同樣在文清家。餐廳那次文清沒有參與，而第二次在他家，寬美（寬榮的妹妹）聽到一半，索性招招手，拉著文清坐到一邊，背對著高談闊論的眾人，自顧自地筆談去了。
來臺一段時日，陳庭詩才逐漸搞清楚在戰時同樣是做木刻版畫的同行，來到臺灣之後的大致情形。在他過來之前，有一些木刻家早已抵臺。最早是黃榮燦，並以他為中心形成木刻版畫界在臺的聯絡網。接著朱鳴岡、陳耀寰、荒烟、麥非等人也相繼而來，他們不是當記者，便是當編輯，並從事木刻或漫畫活動。雖然陳庭詩和這些木刻家彼此都認識，但因為陳庭詩自認個性內向，又聽不見，很少參加他們的聯誼活動。反而是《悲情城市》中，三五個本省、外省文化精英互相交流餐敘的場景，因為陳庭詩任職《和平日報》的緣故，而較常出現在他的現實生活中。
報紙發行前夕，主筆王思翔等人在社長李上根的授意下，開始代表報社密集地拜訪臺中各界本省籍名流，包括林獻堂、黃朝清、葉榮鐘、楊逵、張文環、謝雪紅等。其中和楊逵等藝文界人士的接觸，為王思翔和陳庭詩後來在臺中開展的其它文化工作，初步奠下了合作的契機。
當時臺灣的社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內部一些中低階官員，對以陳儀為首的臺灣當局及施政實績議論紛紛，有時還相當激烈。對於這樣的現況，王思翔採取和其他半官方報紙類似的辦報方針：「不反皇帝，只反貪官」。
即使如此，《和平日報》初創的頭兩三個月，相較於其他同業，態度仍算是十分激進。本地記者寫了許多地方新聞稿件，揭發不少貪官汙吏和地方惡勢力的醜事。根據報社同仁所揭發的種種，陳庭詩在他負責的〈新世紀副刊〉、〈每周畫刊〉專欄等版面刊登自己的漫畫作品，諷刺貪官，反映民生。有時，陳庭詩心中想抨擊、諷刺的時事太多，畫出來的漫畫連自家副刊都沒有足夠的版面可以刊出，還會另以筆名「白玲」，將多出來的作品投稿到《中華日報》的〈海風副刊〉發表。
陳庭詩以筆名「耳氏」發表在《和平日報》的版畫〈先生們，請做做好事！〉畫中一群圍繞著會議談判桌的權力掌握者，正冷冷地審視著桌上一隻巨大而枯瘦、托著破缽乞食的手。（取自《和平日報》〈每週畫刊〉）
能夠放膽批判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陳庭詩自然頗感痛快。對於作為軍方機關刊物的《和平日報》，社長李上根竟然容許底下的人大肆批評當局，陳庭詩和同事們除了覺得很有意思，私底下也對報社高層擺出這樣態度的原因議論紛紛。
《和平日報》敢言別人所不敢言、敢登別人所不敢登的作風逐漸傳開，引起讀者的好感，銷量猛增。發行後，僅用了短短數月，一舉躍居成為僅次於《新生報》的臺灣第二大報，在嘉南地區更是遙遙領先其他同業，成為嘉南第一大報。但是陳庭詩注意到，即使報紙的銷售量急速攀升，報社內的同仁，尤其是位處第一線的記者大都沒有鬆懈，有些還更加賣力。主筆王思翔也是如此，即便在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也還經常坐在辦公桌前，皺著眉頭，思索著報社該如何往前踏出下一步。
「庭詩兄，我有個想法想跟你討論一下，你現在方便嗎？」某日陳庭詩編務處理到一個段落，正在小憩時，王思翔忽然趨前遞了張紙條過來。
「請說，不必如此客氣。」
「我在想，我們好不容易來到臺灣，整天只是關在社裡，至多是在臺中一帶活動，總覺得就這麼下去，這一趟算是白來了。現在臺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關係有些緊張，我認為原因是臺灣才剛回歸中國，彼此都不了解，語言又不通，就容易有誤會。我想我們可以花些時間繞臺灣島一圈，四處走走逛逛，什麼地方都去，深刻地去認識臺灣。每到一處，你畫一幅圖，我寫一篇文章，用專欄的方式在報紙上呈現我們的見聞。我們自己開了眼界之外，外省人讀了對臺灣有進一步的認識，本省人也會知道我們是有心想要了解臺灣。」
「構想很好，我很樂意去做這件事。這個專欄的名字叫什麼？」
「還沒想到。庭詩兄可有想法？」
「『環島行腳見聞』，你覺得如何？」
於是王思翔利用記者的方便條件和本省報社同仁的關係，偕同陳庭詩在幾個月內跑遍了許多地方，從城市、村鎮，到原住民聚居的山區都去了。每到一處，他們不僅僅是欣賞山光水色，還特地參觀工廠、電站、碼頭、學校、街市、寺廟以及監獄等地，訪問了各色各樣的人，據此將他們兩人分工合作的成果連載於《和平日報》上的〈環島行腳見聞〉專欄。
陳庭詩〈街頭賣藥者〉，繪製親歷於街頭的臺灣寫實場景。（取自《中華日報》〈海風〉）
因為這幾個月的見聞，相對於其他同時期在臺灣的外省人，陳庭詩和王思翔對臺灣的現況是有較全面的了解的。他們理解到，經過五十年的相隔，臺灣的社會面貌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和以往在中國所見的幾個省區都有非常巨大的不同。至少在西部平原，現代化的工農業和交通運輸系統已經基本建立，城鄉關係和教育系統也和中國有一定的差異，而這些不同，也必然地反映在臺灣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中。這些變化，是身為外省人的陳庭詩和王思翔先前所不理解的。待到實際深入走了一圈，他們卻強烈感受到自己對臺灣的了解還遠遠不夠。
（中略）
二二八事變突然爆發了。儘管在此前，臺灣的社會問題日益險峻，群眾不滿的情緒也很強烈，陳庭詩和報社同仁之間，也曾就供糧問題互相交流意見，猜測春夏間糧食問題如果沒有妥善解決，可能會引起騷亂，但仍沒有想到事情來得這樣快，又這樣劇烈。
二月二十七號晚間，臺中方面就獲知臺北市民因抗議緝私人員打傷小販、槍傷路人而圍攻警察、警局的消息，但尚未在臺中引起波瀾。隔日，事態擴大，「處理委員會」成立，由官方派員會同民間代表共同會商以解決問題，但臺中市仍平靜如常。三月一日，風聲又緊了一些，開始聽說臺北發生了「打阿山」（主要針對外省籍官員）的事件，又聽說軍警向群眾開槍，射殺了一些無辜市民。臺中雖然還沒產生騷動，報紙也照常出版，但陳庭詩和報社同仁已感到外頭頗有山雨欲來之勢。
這晚，去找謝雪紅和楊克煌的王思翔一回到報社，便一臉嚴肅地告訴陳庭詩和其他外省籍員工：「我們都待在這，不要出去。」隨即轉告眾人他從謝、楊兩人那聽來的消息。臺北方面已經派人到全臺各地方動員民眾，臺中也將在隔日召開市民大會。報社的外省籍同仁絕對不要到市上採訪，當然更不要過問市民的活動。王思翔起身告別時，楊克煌對他說了一句閩南話：「白貓偷食、烏貓抵罪！」意思便是要王理解，接下來在臺中市，很可能也會有「打阿山」的情事發生。
果然，二日一早，街上就傳來陣陣憤怒的喧鬧聲。陳庭詩和其他外省員工不敢出門探聽消息，只能坐困在宿舍中靜等。過了一會，突然有一群陌生人持械闖入，聲言要搜尋武器，經報社雇用的女傭勸說一陣後才離開。傍晚時，謝雪紅派人安排報社員工到一間小旅館休息了一夜，隔日，再派人將員工們接回宿舍，並且分配人力到宿舍門口站崗，以保障他們的安全。
數日後，謝雪紅再度派人到宿舍通知報社員工，回社內準備恢復出報。不久，楊逵也捎來臺中處委會的意見，要求他們恢復出版《和平日報》。楊逵對報社的外省員工友好如前，並留在報社和王思翔共同主持編務。九日，大批政府軍由基隆港登入後，開始大肆捕殺群眾首領和一般市民，消息隨即傳遍全臺。
陳庭詩在《文化交流》的作品〈交流乎？絕流乎？〉預示著「臺灣人」和「阿山人」之間存在的文化矛盾，並期盼呼籲團結。（取自《文化交流》）
當時軍隊尚未進攻臺中市，但在空氣中逐漸凝結、變得越來越沉重的恐怖氛圍已經壓倒一切。謝雪紅和楊克煌隨著原《和平日報》嘉義分社負責人鍾逸人領導的武裝部隊「二七部隊」向埔里山區撤退，報社內的一些本省員工也跟著隊伍走了，楊逵則避居鄉間。過了一兩天，市面恢復，《和平日報》也照常出版，一切看似回到從前的舊樣子，但是報社內的許多人都十分不安，不知道當局將會怎樣實施它口頭上所說的「寬大」政策。
包括陳庭詩在內的報社外省員工都預料到，當局遲早會展開大規模的殘暴鎮壓，首先是對參與或涉嫌參與事變的臺灣人，然後也「順便」在外省人中、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群體裡，捕獵那些被認為是可疑和可惡的不安份子。陳庭詩、王思翔等人思前顧後，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紛紛措詞向社長請假或請辭，各自尋找門路，趕緊設法離開臺灣。在他們離開臺灣前後，軍統秉承陳儀、柯遠芬意旨，查封他們早已視為眼中釘的《和平日報》，罪名是「事變期間，言論反動，煽動叛亂」。在臺灣報業史上曇花一現、璀璨無比的《和平日報》，就此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臨到最後，電影藉由誦念寬美寫給外甥女的一封信，交代文清被當局抓走的始末。陳庭詩想，要是他當時沒有離開臺灣，大概也會像文清一般，工作到一半，或者是在睡夢中，突然被闖入的軍警帶走，不知道帶去哪，也不曉得最後會有怎樣的下場？《悲情城市》在臺灣公開上映後，因為挾著在威尼斯影展獲獎的殊榮，絕少有人給予負評。但也有人說，為什麼要以文清這一個聾啞者的視角來敘說二二八？難道在面對臺灣史上一個無可抹滅的時代悲劇時，侯孝賢和《悲情城市》的工作團隊，竟然是選擇裝聾作啞、輕描淡寫地帶過？
製作電影的人是怎麼想的，陳庭詩並不清楚。不過他很明白：自己正是以一個聾啞者的身份走過那個年代。即使聽不見，也無法透過語言表達，裝聾作啞，是在那劇烈動盪的一年中，唯一一件他不曾做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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