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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公益世代如何搞環保？ 天津綠領負責人董劍的歷程探索（下）
文：林吉洋
2013年《境外法》生效 公益環境生變
（承接上篇）董劍說明，《境外NGO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立法是因有關部門要防堵境外組織的非法行為，如「討論民主法治、提倡公民社會」（這一類已經屬於言論管制的敏感詞），或是防範假借非政府組織進行間諜行為。
法律出台後，境外組織在境內活動必須在公安局註冊，另由業務單位直管，等於雙主管機關。這樣導致業務主管單位為了避免麻煩，或規避事後被究責，境外組織的活動範圍就變得非常侷限，且限定在特定區域內。
未註冊境外組織若要在境內活動，就必須找當地組織協辦，並到公安局登記「臨時活動」，等同要當地組織為你背書。例如綠色和平在北京辦公室，並未註冊社會組織，而是以公司名稱註冊，在天津的活動可能就要找「天津綠領」來掛靠協辦，並到公安局辦理「臨時活動備案」。
財務上，境外組織禁止在境內募款，全部運用境外的資金。
然而，主管單位有時候很僵化，不了解民間組織做事有一定彈性。例如樂施會被視為慈善團體，是進行扶貧的機構；但如果樂施會去做氣候變遷項目，主管單位只懂一個業務，當它不了解慈善機構為何可以做氣候變遷項目時，就會限制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範圍。
這樣一來，勞工維權、愛滋病、這一些敏感的領域，很難得找到地方政府的主管機關願意讓你掛靠；若沒有部門願意為境外組織行為負責，就很難在中國境內辦活動。
當然有的國際組織可通過駐華使館或第三方對境內項目進行投資，有些機構也擁有香港帳戶，這些變通的渠道還是有的；但大體而言，境外組織在中國境內的活動確實是萎縮。
中國的一些組織過去大量倚賴境外資金，在境外資金中斷後，形成很大有難以填補的財務缺口，因此某些境內組織便跟著萎縮。
ＱＡ（提問時間）
Ｑ：對官方的倡議方式？
Ａ：有公開舉報、依法申請信息公開、要求舉辦座談會等方式，但人民跟政府的關係仍不對等，不能在司法上去控告政府單位，採取訴訟的方式只能對民營企業進行訴訟。
Ｑ：2013年以後的變化？
Ａ：2013 年是一個重要結點。這兩年有一個很大的轉向，過去只追求經濟發展和GDP，如今已把環境治理納入「一把手」（即機構領導人）的政績考評──環境保護已是政治正確的重大方針。
2013年以前，民間向政府提出問題基本上很難獲得回應，現在地方政府態度轉變很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污染的態度轉變後，過去污染赤裸裸地就在大路邊，現在污染地點則是越來越隱藏。過去民間環保工作是「髒苦累」，甚至還有人身安全風險，現在基本上是保障了環保志願者。
Ｑ：天津綠領如何向公眾募款？
Ａ：民間組織必須掛靠在具備公募資格的基金會，款項透過基金會進入各組織的專項帳戶。現在也有一個「騰訊99公益日」，由企業發起，它提供一筆資金，你在這一天募得多少錢，企業也搭配捐給你多少。
Q：在簡報中，看到天津綠領花很大力氣去監督小型、聚集的農村家庭企業；對大型企業如何監控？
Ａ：中國大陸分線上跟線下，國企有國家重點監控，省市級重點監控企業。政府從企業自行監測系統，透過各種數據監控大型企業，現在政府部門做環境保護一定程度上不亞於發展經濟，也越來越接近專業化，卻乏社會面參與。
這部分民間環保組織只能透過政府信息公開，尋找介入的空間，去了解這些數據背後的真實性與確切運作情況。
Ｑ：面對企業家組成的基金會（如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如果機構資金來自於企業基金會，但你在調研過程又發現資助方基金會的企業會員有污染問題，會怎麼處理？
Ａ：環保組織調查到資助基金會的企業家會員所屬企業有污染問題，就我所知SEE的作法是：先透過內部先行調查，而不是先曝光，透過基金會內部溝通的方式進行了解協調。
Ｑ：作為一個環保工作者，對自己的職業想像？目前理事會的運作情況？有無志願者組織？
Ａ：從2010年19歲的時候開始幹這行，現在還沒30歲，對個人或組織而言仍太年輕。理事會目前較不具備實質運作，一方面是要規避很多麻煩，一方面是機構做的是有風險的工作，理事會的運作會增加不必要的困擾，比較像是名義上的存在。
現在阿拉善SEE針對資助機構，有提出兩位企業家導師制度，提供機構運營的諮詢協助，綠領亦有兩位企業家導師。（其中一位就是台灣籍的SEE企業家會員。）
按：董劍意思是指理事會的運作跟不上機構的行動，反而會產生干涉機構運營的問題，這個問題事實上在中國的大部分中小型的NGO在創立階段普遍有這個現象，比較像是創辦人與實際經營者為主，理事會運作偏向形式化。
在環保工作推展當中，由於天津綠領的工作是偏向有風險的，不會讓一般未經培訓的志願者參與調查行動，在志願者的經營目前是投入較少。
主持人總結：政府對環保態度轉為積極正面，環保運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培養在2014以後逐漸淡化，境外組織的退潮不僅是資金上的，無形的資源交流也逐漸中斷
1. 環境保護意識提升，地方政府對環保團體的干預態度改變很多，但是董劍也坦承環保團體跟政府的關係仍不對等，環保團體提出的訴訟只能究責到私人企業，對於政府單位可以善意對話，提供監督，但民間跟政府仍是上對下的關係。
這個小的個案資訊揭露，可能無法達到對大型企業、政府保護的國企、或者中央層級政策造成的環境生態影響事件，造成干預效力。
2. 環保運動的型態略有調整，2012、2013年還有很多對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法律維權工作培訓。過去有很多環保團體提供污染受害者的培訓，權利意識的提升，似乎再這部分沒有出現。
3.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辦法，限制境外組織的工作開展，不只是限制資金進入中國，而且也帶來價值、觀念與公民團體行動模式。（系列專文下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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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吉洋
原籍滬尾現移居打狗，台灣NGO工作者，關注風土人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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