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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想想】「預設的加害者」：男性的誣陷焦慮（下）
發佈於 2 月 14, 2019
焦慮：無助的變體
曾有男同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被誤會性騷擾他人。誤會他的女性，十分勇敢，感到不舒服後，並未隱忍，立即出聲喝止。周遭乘客的目光，循聲打來，男方如坐針氈，心想「與其讓人用看色狼的方式盯著，不如讓人用看同志的方式盯著」，遂當場出櫃，自證清白。[1]女方或許因為尷尬，之後匆忙下車，並未道歉。
男方將自身經歷分享在網路上。有人稱讚他的勇氣，訝異他敢當眾出櫃；有人對他的反應拍手叫好，責怪女方自以為是；有人提出女方作法雖然不當，但並非被害妄想，而是父權文化下不得不學會草木皆兵；有人認為遭到誤會儘管難受，但女性被騷擾的狀況更為嚴重，因此呼籲男性應忍下為宜。
毫不意外地，討論再次淪為情緒對立。一些人認為，女性過度敏感，動輒得咎，好像所有男性都想占她們便宜；另一些人則感慨，原來男同志也是男人，除了喜歡的對象不一樣，和異性戀男性沒什麼不同──「都在歧視女性」。
然而，男同志為此叫好的憤慨情緒，只因為他們「也是男人」嗎？「寧願出櫃也不願被當成色狼」的心境，究竟反映了什麼？為什麼寧可面對出櫃後可能遭遇的不友善風險，也要以此自證清白？
或許，無論性傾向為何，也無論呈現出的是憤怒或焦慮，男性對於被誣陷為加害者的情緒，其實源於無助——在「男加害／女受害」的社會想像下，沒有人會相信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辦。[2]
「沒有人相信我」vs.「沒有人會相信我」
「沒有人會相信我，」在討論誣陷性侵的時候，男性們說：「只要跟性暴力有關，大家就不相信男人。女人占據了道德優勢，一旦她們提出控訴，男人就完了。」
這種對於「道德優勢」的批判，很快引來反駁：「女人才沒有什麼道德優勢，也根本沒有什麼『不相信男人』的現象。社會不相信的是女人，社會不相信的是性侵受害者。」
再一次，我們看見討論的簡化與對立，而這種對立，其實並不必要。有時候，人們的言論會因為情緒而略嫌武斷，無法描繪完整的社會樣貌；然而，它仍然呈現了當事人的生活事實，而這些事實可能正是一直以來並未獲得關注的重要經驗。如果想要進行建設性的討論，或許得將焦點放在這些經驗的進一步挖掘，而非陷入互相否認的情緒泥淖。
例如，我們曾帶領過一次討論：有名男性抱怨，台灣的法律偏袒女性，「男人如果受害，遇到家暴或性侵，根本求助無門」。立刻有人反駁，認為他所言並非事實，因為「法院又沒有不准受害男性提告」。很快地，團體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男性自以為弱勢，總愛顧影自憐，幻想自己過得很慘；另一派主張女權分子口口聲聲鼓勵男性說出感受，但當男性如實說出時，他們又喜歡加以否認。
我們和這名男性一起釐清他究竟想說什麼，發現：他雖然提到「台灣法律」云云，但真正想控訴的，其實不是法律制度，而是「不相信男性也會受害」的文化氛圍。他的控訴，基於真實人生，在社會壓力之下，甚至不敢輕易讓親友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遑論提告；當聽到「又沒有不准男性提告」的說法時，他覺得自己的經驗再次遭到否認，因此更加憤懣。
看似對立的敵人，也許是盟友。飽含張力的尖銳言論底下，也許是一直以來未被照料的痛苦。不被表象迷惑，才能抽絲剝繭。
那麼，對於女性具有「道德優勢」的批判，到底想說什麼呢？
「男加害／女受害」的僵化想像
我們認為：對「道德優勢」的批判，指向了「男加害／女受害」的社會想像尚未瓦解的現況。這種單一僵化的社會想像，導致文化資源[3]的匱乏，讓不符合想像的生命經驗，或者難以看見，或者百口莫辯。前者如女男性侵或同性性侵的受害者[4]，後者如誣陷事件的受害者。
有論者質疑誣陷焦慮總是針對女性，忽略了男男性侵也可能誣陷。[5]其實，男男性侵並未成為誣陷焦慮的關懷核心，正好顯示了「男加害／女受害」社會想像的沛然莫敵，才是當下關鍵所在。這並不是說，男男性侵不存在誣陷、或者相關誣陷不會造成傷害，而是愈符合這套社會想像的敘事，愈能引述這套想像的力量，也因此愈能讓無辜者難以抵禦輿論、更容易遭受集體指責、陷入社會性抹殺的壓力之中。[6]
我們明白性侵受害者不被信任的困境。然而，澄清這些困境，並不需要否認「男加害／女受害」的社會想像，也不需要否認其他人在面對這套想像時的困境。這是因為，兩者並不互斥。現實是：性侵受害者持續面對社會的不信任，而社會想像的未審先判，也可能讓誣陷受害者面對同樣的遭遇。
事實上，誣陷受害者[7]承受的傷害與後續反應，可能和遭受實質暴力的受害者如出一轍：失去自信、難以信任他人、社會孤立、[8]汙名化、創傷反應、無力感、覺得遭到背叛、焦慮、恐懼、無法恢復日常生活、進食或睡眠困擾、沮喪及憂鬱。[9]
然而，即使知道誣陷造成的傷害，真正的誣陷比例，依然不高。男性是否過度強調尚未成真的誣陷，而自己放大了恐慌呢？
憤怒：男性學到的叢林法則
對此，讓我們先回到一開始那位表達不舒服的女性。有人問：為什麼女性這麼杞人憂天？總是喜歡想太多，擔憂別人對她們不利？
其實，女性並非喜歡想太多。「總是擔心被吃豆腐」，折射的是女性成長過程中學到的叢林法則：她們或許自幼被耳提面命，更或許親身經歷，透過大大小小的騷擾，得知了社會對她們的身體界限，有多麼不友善。「敏感」成為在這種不友善的環境中，自我保護的必要策略。
男性的誣陷焦慮呢？
即使不曾真的被誣陷，男性在成長經驗中，業已面對過僵化的社會想像。所謂焦慮，是對過往遭到錯待經驗的反射：當耳聞目睹或親身面臨誤會男性為加害者的事件時，當事人經歷的不只是誤會事件本身，還重新經歷了曾經嘗受過的性別偏見；此時，勾起的情緒也就不只針對當下事件，更有對曩昔傷痛的委屈和憤怒。
誣陷焦慮最初反映的，或許是對法律制度的誤解擔憂，或許是對社會想像的不知所措；而當外界的回應，流於以統計數字來輕描淡寫時，焦慮者便經歷了「否認」——這正是男性自幼便學習到的社會期待：你是男生，你是強壯的，要自己想辦法，能夠保護自己。痛苦沒什麼，脆弱不存在，不要讓別人知道。你不可以受害，也不可能受害。
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在前文提到，目前回應誣陷焦慮的方式，不只對溝通幫助有限，甚至有害：它們非但無法緩解焦慮，還可能否認焦慮者的感受，進而召喚出曾經的受傷。
小結：放下對立，才能對話
誣陷性侵確實造成傷害。在既有的性別關係下，這種傷害和男性的連結更為緊密。當我們的回應淡化了誣陷的嚴重性，或者將男性的焦慮簡化成惡意時，便否認了他們的經驗。當否認引發憤怒，便會帶起情緒對立，使對話無以為繼。
性別偏見影響了每一個人。人們的痛苦，很多時候並不衝突，不是彼此競爭的零和關係。指出這群人的性別困境，不代表我們必須否認其他人的性別困境。性侵受害者與誣陷受害者，不應該是對立的敵人。
關於誣陷焦慮，還有許多面向值得討論。例如，它可能反映了男性對主流親密腳本的困惑：社會期待男性主動，但主動又可能被指控成性暴力，界限到底該怎麼拿捏？又或者，它提醒了我們，在性暴力防治的宣導工作中，也應該思考或教導誤會他人、遭人誤會或目睹誤會時，可以怎麼回應？
篇幅所限，這些並非本文能夠處理的議題。而我們事實上也沒有答案。
就像勵馨從事男性方案十年的結論：我們沒有答案。但是，我們肯定男性也正面臨獨特的性別困境，許多經驗並未道予人知。要達到性別公義，需要更多對話，鼓勵這些幽微經驗和真實感受的現身。「鼓勵訴說」不是做做樣子的口號宣稱，還需要真的同理彼此；而放下非黑即白的世界觀，或許正是第一步。
過去一整年的男人想想，我們分享了在男性議題上的粗淺看法，期待能有一點幫助，也歡迎不同的想法和火花。更邀請你接下來一年裡，一起換到男人的位置，繼續想想性別。
註：
[1]其實性傾向和性暴力沒有直接關聯，男同志可能性騷擾女性，女同志也可以性侵害男性。只是當社會仍存在迷思，誤以為性暴力與性意圖有因果關係時，性傾向確實成為清白的強力保證；這是因為，在此迷思下，「對某群人不具性意圖」，等於「不可能性騷擾或性侵害某群人」。參見〈重返性騷擾：關鍵在「權力」〉，網址：https://reurl.cc/jR97q。
[2]對男同志而言，這種情緒也可能指向其他結構因素，例如異性戀預設：當社會仍以為性騷擾與性意圖有因果關係時，「男騷擾女」的預設，不只否認了個別當事人的無辜，同時也將其預設為異性戀者。換句話說，這類誤會不僅重現「男性就是加害者」的偏見，也重現了「男性就該對女性有興趣」的偏見。
[3]此處的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指的是語言、概念或想法。文化資源的豐缺，指的是某件事物是否存在於我們的集體想像中，例如有沒有相對應的詞彙，來形容或稱呼它？人們是否認為這件事情，是可能會發生的？
[4]在分享男性受害的經驗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名女性聽眾的回饋：她被其他女性性侵了，卻發現自己的痛苦無處可說，又對這樣的自己感到羞愧，因為「明明已經有那麼多婦女團體、那麼多人努力讓受害女性能夠安心說話，我卻覺得自己和他們格格不入」。她很開心聽到男加害／女受害以外的可能性，這讓她知道，自己原來並不孤單。
[5]依凡斯（2017年07月20日）。誣告恐慌－性支配的後遺症。基進女性之聲。取自：https://reurl.cc/dWy9g。
[6]就像同志伴侶可能面對「出櫃威脅」這種獨特的親密暴力：「你跟我分手，我就告訴大家，你是同志！」出櫃威脅之所以有效，正仰賴了社會中的恐同氛圍。如果社會不再歧視同志，「告訴大家你是同志」就跟「告訴大家你是異性戀」一樣，毫無殺傷力可言。
[7]這裡的誣陷，不僅指性暴力控訴，也包含其他類型的誣陷事件。此外，誣陷不只與性別有關，可能同時交織種族等其他因素。參見：
Whitley, R. (2017). The Mental Health Impact of 'Blame a Black Man Syndrome'. Psychology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reurl.cc/33K1O
[8]Finley, G. E. (2003).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Divorce. In J. R. Miller, R. M. Lerner, L. B. Schianberg, & P. M. Anderson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 Ecolog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9]Hedges, L. (2007).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Liability in Psychotherapy: Practicing Defensively.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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