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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晷之南】哲學譯詞的嘆息
發佈於 2 月 25, 2019
對沒有受過古文訓練的現代人而言，閱讀古文如同看到天書一樣，任憑你的想像力多麼豐富，有偏財運的加持，最後恐怕都很難得手。簡單講，你必須徹底學習古文的文法，不可自以為是，更不可擅自偷跑，否則最終只會把自己困在無明的深淵裡。以我的情況為例，我雖然看得懂現代日文，但遇到日本的古文，彷彿看到大軍壓境一樣，平時我再怎麼好勝倔強，這時都得恭順地搖旗投降了。換句話說，這時我若想擺脫閱讀古文的困境，想探得更多內文的意思，當然就必須向現代的譯詞求救，請他們為我掃蕩語言之間的隔閡，讓我在閱讀上順利地推進。
來源：蘋果日報
就我印象所及，文友三國大介曾說，他在日本攻讀歷史學博士期間，研究題目為後藤新平（1857-1929）的政治生涯，在論文中，他必須援引後藤新平的書函。彼時，我心想他是日文系的高材生，平時閱讀非常廣泛，這對他應當不成問題。然而，他是正直誠懇的人，向我坦言，後藤新平的書函用語皆為日本古文，他實在無法看懂。幸好，當時比他年長許多的圖書館管理員，看他幾乎每日都來報到，足見學人的治學熱忱，因而主動向他教授點校日本的古文體。半年一載以後，三國大介終於打開了日本古文這扇沉重的大門，比以前有見地更可解讀後藤新平的思想領域，真是可喜可賀。不過，他並未因此受惠於日本長者而模糊歷史研究的界限，他始終理性地看待後藤新平於台灣殖民時期的功過。相較於無所定師的我而言，文友這段幸得良師提點的經歷，至今我羨慕不已。或許我應當換個想法，這原本就是命運的安排，因為以我的命盤和性格，我這個人需要更多的磨練，絕不能給出平坦的道路，否則我必然會得意忘形而轉向歧途。
說不定我正是受到這樣的感召，今日隨興閱讀之際，就被領進入了日本明治時期的文化史領域裡。它要我多長見識，觀察日本的知識人為了移植（引進和翻譯）德意志哲學，所遇到的諸種困難，尤其在翻譯術語上是如何對應的，而這些過去的歷史雖然已淡出了歷史舞台，現在讀來仍然極具啟示價值。在此，我把它視為是日本哲學翻譯史贈予我的見面禮，但我又不想不勞而獲，至少應該以讀懂古譯詞來回報，不可讓舊時代的哲學譯詞，因於我的不精進而發出嘆息。我以自己的窘態為例，哲學一詞的創造者西周（1897-1927），在《人生三寳說》（明治8年）一書中提及：「《純粹理性批判》乃韓圖之絕妙靈智之說……」，剛開始，我沒能認出「韓圖」究竟是誰？按照書名推論，應當是指哲學家康德，但是最初譯詞為韓圖，後來才以片假名「カント」定名（康德）。
隨著時間的流逝，明治14年，井上哲次郎（1856-1944）和有賀長雄（1860-1921）合著《哲學字彙》一書，他們深感引進西方哲學固然意義非凡，譯詞和用語的費解是亟待克服的問題。他們出版此書旨在介紹日本的哲學用語，呈現他們的學術理解和進取精神。明治16年，井上哲次郎又出版《倫理新說》一書，延續了自己的哲學思考。只不過，有這些工具書開路，客觀條件還是尚未俱足。畢竟那時候哲學譯詞還沒有普及開來，在普遍的想法中，讀哲學如同天書一樣，絕對的權威性讓他們感到高不可攀，無法理解外國哲學的深奧。到了明治17年，情況似乎有所轉好，竹越與三郎（1865-1950）翻譯了《獨逸哲學英華》（德意志哲學精粹）一書，為日本引進德意志哲學奠下了堅實的基礎。更準確地說，這部出自德國人坡斯的哲學通史，較為完備地介紹了德意志的哲學思想，而這也是日本人最早系統性借助吸收德意志哲學的讀本。
在該書裡，出現了許多德意志哲學家的人名以及哲學專門術語，若沒有借鑑現代的譯詞，我不可能認識隱藏在古譯詞背後的哲學家們。例如「超越哲學=先驗哲學」、「韓圖子＝康德」、「非低子＝費希特」、「邪呼尾＝耶可比」、「歇傑兒＝黑格爾」、「檢覆說＝批判主義」等等。此外，我還遇到很大的難關，作者以摻雜漢字和片平假名的古文體介紹黑格爾的辯證法，如果不是識讀古文的高手，真的無法觀其堂奧。直到明治19年，日本的哲學譯詞似乎出現了轉折，讀者才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喜，得以從濃霧纏繞的哲學小徑中走了出來。接著，曾經留學法國有日本盧梭之稱的中江兆民（1848-1901），於明治19年，出版了《理學鉤玄》一書，又為這個哲學工程大業，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理學鉤玄（中江兆民）。（作者提供）
換成現代的說法，理學鉤玄就是哲學概論，這時西周創造的「哲學」一詞，已逐漸為人所知，成為定譯和學理的共識。在那以後，承續這樣的精神運動，促成高舉日本主義大旗的三宅雪嶺（1860-1945）有了發揮的空間，他於明治22年出版《哲學涓滴》一書，在書中慷慨陳詞地批評西洋哲學面臨的困境。儘管如此，我們回溯當時的時代精神，不難發現在這當中仍然存在著矛盾。概括地說，在明治20-30年期間，日本愈加積極地引進西方哲學思潮的同時，也加劇了智識推動者在哲學領地上的競爭，日本主義的傾向更為鮮明了，功利主義的唯物論雖然曾經領先，理想主義的聲量愈是高漲不止。正如上述，德意志的觀念哲學初到日本之際，那些費解的哲學譯詞，諱莫如深的術語，的確令多數讀者望而卻步。相反地，正因為這個奇特因素，讓讀者心生崇拜之情，甚至認為神祕和艱澀即為哲學的內涵。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三宅雪嶺出版《哲學涓滴》一書，除了將這哲學譯詞做出辨析之外，還借力使力地把日本民族主義的思想推到了頂點。或者說，他的著述立說，亦是一種學術策略，在形式上，他以此因應西方哲學的挑戰，目的在於，藉此呼籲共同的理想者返歸於日本精神的原鄉。我們從他積極組織學術團體「政教社」，創辦《日本人》雜誌，傾力指導國粹運動的作為可找到確切的根據。當時，在他的號召下，文化界人士紛紛響應參與：志賀重昂（代表作《日本風景論》等）、杉浦重剛、井上圓了（佛教哲學家、私立東洋大學創立者）、辰巳小二郎、島地默雷、菊地熊太郎、今外三郎等人。他們的立場旗幟鮮明，嚴厲批判歐美思想的模仿者，召喚他們的日本同胞站起來，要捍衛日本的傳統文化，要為崇高的國粹主義辯護。
《日本人》創刊號封面。（作者提供）
《日本風景論》封面。（作者提供）
其後，明治24年，三宅雪嶺又出版《真善美日本人》、《偽惡醜日本人》二書，更加深化了自己的日本人論的觀點。必須指出，每個陣營都有他們自己的歷史學（作）家。在現今極左派的觀點看來，三宅雪嶺和志賀重昂等文化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動階級，他們試圖逆反歷史潮流的作為最後都將以徒勞收場。這種左派論調看似理直氣壯，其實只能偏執一理，因為當我們把它還原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同樣會遇見這種場面——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和激進的西方主義者之間的對決。然而，在這種時代氣氛下，比起道貌岸然的左派觀點，作為方法論和必要戰略的文化相對主義，不但可充分發揮論述能力，似乎較能獲得雅正和尊重的地位。只是，在發動這些思想決戰之前，我們必須像東亞國家的先輩們一樣，一面辛勤地引進西方哲學思潮，一面與晦暗的譯詞搏鬥，不到最後一刻，誰都不能先倒下。
三宅雪嶺肖像。（作者提供）
最後，在我看來，哲學譯詞面臨這種時刻，已然獲得文化載體的身份，具有人性般的情感，它對於不懈努力的譯者給予持續鼓勵，對於那些不求甚解而敷衍了事的譯述者，同樣會發出督導不周的嘆息。我想了想，真要從事翻譯和寫作這個行當，終究不要聽見這種嘆息為好，哪怕一開始這輕微的嘆息，就比蚊子起落的聲音微小。
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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