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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歷史】台灣人成為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戰犯（中）
發佈於 3 月 24, 2019
一九四六年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清算『台籍戰犯』的高潮期，一整年裡經常可從新聞報導看到『台籍戰犯』被提審的消息，尤以六月間最為密集，遭到判刑的台籍戰犯屈指難數，不過，其中倒有一件無罪判決，是清算過程中相當罕見的案例。
情境圖說：國民黨佔領台灣初期，總統府前的閱兵儀式（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這個案例的主角是基隆人吳新發；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充任基隆日本憲兵隊臨時通譯，七月隨日本憲兵前往台北太平町，將張國彥等人以間諜嫌疑逮捕。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十日，非常幸運地被警總宣判無罪。
吳新發在張國彥等人的家屬向警總舉發後，即遭到逮捕，卻在被刑求和拘押了整整十個月，才開庭審判。他否認幫助日本憲兵共同毆打張國彥的指控，跟張國彥同時被日本憲兵逮捕，並拘禁在同一個拘留所的傅維鉛出面為他作證，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張國彥遭日本憲兵刑求時，傅維鉛正好由日本憲兵從拘留所提訊出來，他短暫目擊了當時的情形。傅維鉛證實，張國彥被日本憲兵綁吊在樹上審問，吳新發手執木棍站在旁邊，但並未看見他動手。
傅維鉛雖然沒有目擊整個刑求過程，但是，警總軍法處似乎大發慈悲心，根據傅維鉛的證詞，以及研判吳新發只是臨時通譯，協助日本憲兵動手打人的可能性甚低，而宣判吳新發無罪。
吳新發宣判的同一天，另有一名日本戰犯伊藤長三郎，因為對中國人民施酷刑，而被判刑六年。
伊藤長三郎是日本憲兵分隊長，一九三九年在駐防中國保定期間，他的部屬前田留雄逮捕兩名疑似間諜的中國人，施以吊打擲摔等種種酷刑十餘次；後來，他的分隊調駐台灣直到戰爭結束。
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後，保定的案子也輾轉移到台灣警備總部處理。伊藤長三郎受審時，否認他有一位叫做前田留雄的部屬，他自己在保定期間也從未刑求過任何中國人。
警總根據保定中國人的「指證歷歷」而推斷：一、伊藤長三郎說謊；二、即使沒有說謊，但中國人確被日本憲兵刑求，伊藤長三郎是日本憲兵，「責任亦屬無以解免」；三、日本憲兵在戰爭期間虐待中國人，司空見慣，因此，沒有一個日本憲兵是好東西。
伊藤長三郎最後被定罪的罪名是：「對部屬疏於防範」。警總軍法處很顯然是基於報復心態——為中國人報復，但是，面對在台灣服役的日本憲兵，警總就沒有為台灣人報復的心態，反而是修理台灣人比修理日本人還厲害。
這種情形跟中國國民黨政權處理在台日軍遣返作業的周到，以及中國內戰末期卻對滯留中國的台灣人置之不理，非常明顯的差別待遇是如出一轍的。
就在吳新發案宣判後不到一個星期，基隆警察局的警官廖正全也被當作戰犯審判。他被控在擔任日治時代宜蘭郡警察課高等刑事時，曾經逮捕、刑求中國僑胞陳銀生等人。
據稱，陳銀生等人企圖成立『興中會』的組織，總督府下令調查，全案是由日本主管及日本刑警負責主導調查、偵訊工作。中國國民黨政權對該案特別重視，戰後，飭令警總嚴辦。
可是，日本刑事主管和日本刑警都已經被遣送回日本，幾位介入協助刑求的台籍刑警也已畏罪潛逃。廖正全因自認未作過虧心事，不但沒有逃，戰後來繼續留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警察局服務。警總抓不到禍首，就把他逮捕了。
他被關了一年後才接受公審，警總為了替中國僑胞出氣，曾經狠狠地對他施以刑求，最後更在毫無證據下，判他有期徒刑五年。無法向日本人討公道，只好從台灣人身上出氣了。
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間，遭到審訊或判刑的『台籍戰犯』還有：曾經在日本憲兵隊服務的台北人張錫銘，擔任過台中高等警察的王瑞棋、劉簿金、杜凡，曾經前往中國的日本佔領區的余東、黃明川等等十餘人之多。
他們沒有一位逃過徒刑的懲罰，刑期從一年六個月到六年不等，所犯情節幾乎都是協助日本憲警虐待同胞。其中，比較特殊的是余東、黃明川，他們兩人是由國民政府廣州行轅軍事法庭呈報，國府國防部再轉台灣警備總部，千里迢迢地緊急通緝的，如此窮追不捨，為的只是中國人受到欺負，必須討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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