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info.org.tw/node/208745?utm_source=%E7%92%B0%E5%A2%83%E8%B3%87%E8%A8%8A%E9%9B%BB%E5%AD%90%E5%A0%B1&utm_campaign=8ab7581187-EPAPER201711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f99f939cdc-8ab7581187-84956681
從貓熊保育工作長出來的體悟：根本問題在處理人和動物互動
口述：呂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辦人）；撰寫整理：彭瑞祥
前言：「爲什麽要保護自然、我們又要如何保護自然？」也許是很多人有過的疑問，就連從事自然保護工作的人，也可能會在心中不斷拉扯、辯證。從1980年代就在秦嶺一帶投入貓熊研究、後來成立山水自然保護中的中國科學家呂植，先是不滿足於學術研究所處的位置，希望所學能實際改變野生動物的處境。
在秦嶺研究貓熊期間，呂植見證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改革開放後，失序的森林砍伐對貓熊生存形成威脅，便開始思索有何可行的解決之道。於是他努力奔走於伐木工、林業單位之間折衝協調，串聯學術與民間聲量，遊說林業單位減少伐林或轉業。有幸獲得成果後，他把心思轉向轉向「人」，在試圖回答這些疑惑的過程，呂植走出了不同的經驗，包括如何把支撐人類生計的力量和保育力量結合、納入納入市場機制讓盈利支撐保育行動，讓社區獲得更高的主體性等。
他反思，即便現今對貓熊投入的關注和保護資源，或許以單一物種來說是最多的，仍然無法說貓熊族群的未來是安全的。保育的問題在處理人和動物的互動，呂植透過10月間來台演講的機會，鉅細靡遺分享他的工作歷程。以下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呈現呂植多年來的體悟。
貓熊隱居的生存策略 卻躲不過人類
20世紀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帶回了中國政府回贈的貓熊禮物，開啟了外交熱潮的那一年，光北京動物園一家就從野外抓了30多隻貓熊。但是動物園抓貓熊來養，本身是對族群的傷害；同時，圈養在動物園的個體繁殖率非常低，小貓熊出生對民眾是很稀奇的事，但也形成人對貓熊的誤解。
所以我在野外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貓熊在野外的繁殖狀況，幾年的研究下來發現，貓熊在野外繁殖沒有問題，生下來的存活率也是百分之七、八十，和其他大型動物沒什麼差別。
因為做研究接觸了大量的貓熊，當時幫20多隻野外的貓熊起了名字，一隻叫做嬌嬌，某天我追蹤信號，到附近等著牠出現，從早上九點守到下午四點，完全沒有動靜，正想走了，牠就動了起來，離我大約三四公尺遠，我嚇了一跳，用非常低順的眼光，面對牠慢慢地後退，牠到我面前衝了一下，又猶豫了一下，停下來，抓了一根朽木扯斷就跑了，並且還帶著牠生下的第一隻小貓熊走了。在觀察牠跟第一隻小貓熊相處的期間，嬌嬌建立了我對牠基本無害的相處經驗。
嬌嬌一共生了三隻貓熊，在一段時間的觀察後，這個家族已經對研究者沒有戒心，還會主動來找人玩，研究者還要護著臉避免被他的爪子抓傷。我的觀察，貓熊其實是非常聰明的，牠的消化道等生理結構跟熊一樣，只有一點不同，是特化出對竹子的適應性，繁殖力也因為吃竹子和熊不同，因為竹子能提供的能量相對較有限。
小貓熊一歲半在等媽媽生下一胎的時候，一定會離開，會離開媽媽很遠的地方去定居。貓熊可以說是善於隱居的熊，不知為何演化出以竹子為主食，猜測和同一地區生活的其他動物同時存在，因為營養來源有限而適應出來的策略，不知道是主動明智的、還是被迫的選擇。
熊貓這樣的生存模式躲過了和其他物種的競爭，卻躲不過人類。
改革開放 無序採伐佔上風
1985年剛開始研究時，我在秦嶺以「擇伐」為主要模式的森林中，發現剛砍伐過的地方，因為竹子蔓延旺盛，可以看到更多貓熊蹤跡，當時以為，貓熊和人是可以共存的，甚至和擇伐也是可以共存的。
根據考察，在大約唐朝年間，人口平時聚集在長安，一到戰亂、飢荒的年代，大量人口會找到山裡，現今秦嶺主樑的最高處，都還有年代久遠的驛站痕跡，人和貓熊的互動大致是「人進貓熊退、人退貓熊進」，雖然有波動，界線大約在海拔1500米。貓熊生存的界線，往下是人的農耕範圍，往海拔高處，是林子的生存範圍。
但事後的發展證明，貓熊和人可以共存的推論很快就打破了：因為後來改革開放，林業經營不像以前計畫經濟模式，林材由國家統購統銷，林工採多少都是賺一樣的收入，但因為整個時代進入市場經濟，人和貓熊平衡的界線就被打破了。
超量採伐發生在很多方面，例如裝車的時候就超量，車子加了鋼板，輪胎外再套一層輪胎增加承重力，大量人民工湧入林區，除了原本隸屬常青葉菊的2000伐木工，還有2000民工，加入長青林業局的林業採伐活動。監督機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停擺，1990年代，很快就從有序變成無序採伐了。
當時我常和林業局官員去談判，例如，「不好意思，嬌嬌今年要在這產仔，可不可以通融一點」。有時會得到友善的答案，「好吧，今年先到隔壁林子，明年再來。」
但無序採伐占上風以後，我非常焦慮，1994年，朱鎔基做總理，我和其他教授、學生、外國科學家聯合直接給政府寫了一封信，描述秦嶺這裡貓熊種群非常大，需要好好保護，兩週後收到回饋：總理批了，和財政部商量，要做林業轉產，當時正好有「全球環境基金」的項目，就把林業局2000名伐木工解散了。原來的伐木林變成長青國家級保護區，有200多人變成留下來保護區經營人，其他人就失去工作。後來了解，伐木工解散後的投奔其他企業，有的企業也破產了。
我們常常遇到民眾問，為什麼要保護貓熊？從北京跑到我們這來幹什麼，為什麼？我就回說，貓熊挺好玩的，天天看他，他就覺得你沒說真話。林業官員也跟我們說「你們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知道柴米油鹽的辛苦。」
現在想想，當時心裡只想到貓熊，只想把砍伐停下來，而沒有去想「人怎麼辦」等其他事情，等我之後慢慢理解到伐木工的狀況，就覺得很不坦然。1996年到長青，就面對了當地工人的情緒，有些地方甚至貼上「此地禁止科學家」的標語。
1998年的時候，整個中國的天然林停伐，不是因為貓熊，是因為當時水患淹死2000多人，被歸咎於砍伐造成上游水土保持失靈，因此政府拿出一大筆錢補貼林業局工人，全國七十多萬人從破壞者變成保護者。在這種情況下，貓熊被伐林威脅的問題，就算是解決了。
從生態旅遊到貓熊蜂蜜 苦思社區和貓熊共存的出路
但貓熊生存的威脅真的獲得解決了嗎？ 1998年的停伐政策，原以為有幫助，卻發現族群還是持續下降。如果我們研究族群的變遷史，會發現2011~2013年這段期間，族群的密度創下史上新低。
人類活動不只是伐木，還包括水電站、大型公路開發、農業活動和放牧、城鎮影響範圍增加等。可以看到一個趨勢，保護區面積雖然增長，棲地破碎化程度卻更嚴重。2012年進行第四次大貓熊調查，證實了這些因素是影響族群的重要因子。舉例來說，當地原本從事伐木，後來雖然轉作牧民，對棲地影響還是很大。因此我開始思考保護區如何和當地居民相處的事情。
1995年加入是WWF，第一項工作就是制定綜合保護計畫，想各種辦法讓民眾停止採伐，並用其他活動來取代。思考面向最多的就是生態旅遊，但旅遊是很慢的事情，以綿陽市平武縣來說，森林採伐的收入佔居民收入七成以上，沒有一個事情可以取代這個收入來源。
雖然因為發展因為生態旅遊項目，和社區的關係變好，後來也吸引很多保護組織來這邊作項目，但也發現，為了發展旅遊，影響林地的牛羊增加了，怎麼辦？再說，這裡的放牧本來就是傳統，建保護區的時候並沒有考慮放牧活動，這種傳統經濟活動和貓熊保護的衝突，如何解決？
後來，我們在關壩村嘗試尋找可替代收入，其中一項是友善環境、高價值的蜂蜜。
在關壩村，養蜂蜜是很傳統的家計活動，但很少被居民當作商品在經濟市場上販售，一方面賣不出什麼價錢，一方面也沒有多少產量；不過，因為曾經發生過山寨蜂蜜被歐洲市場拒絕的劣行，相對之下，若有一款真正好的蜂蜜，在市場上是有需求，可以賺錢的。
於是，「貓熊蜂蜜」面市了，試賣期間定價一斤五百塊人民幣，還是很多人接受，於是村里成立養蜂合作社，對社員制定保護生態和返利的做法，將符合條件蜂蜜在市場推銷，也把城市消費者介紹到村裡做工作假期，形成「團結經濟」。民眾獲利確實增加，地方還成立了巡護隊。
更特別的是，因為年輕人都出去打工，本來參與合作社的成員多是老年人，但後來有年輕人願意回村，包括合作社社長的兒子，這位年輕人開始寫點博客，吸引了媒體來採訪。在他的影響下，現在有七個年輕人回鄉，自己成立NGO，並提案獲得縣人大支持，把自己的林子變成保護小區──關壩流域自然保護小區。
村裡有了合作社、有NGO，縣林業局便把森林託付他們管理，管理經費也交給他們支應，這是發展貓熊蜂蜜時沒有預想到的發展。
村民意識到留在村裡掙錢可以和去打工掙錢差不多，且在村裡打工是為自己做事情，不是為別人。之後村人還想把地方溪裡魚類族群恢復，包括引入鄰村的魚苗放流、規劃可持續漁撈模式；以及恢復生態環境，經營農家樂（民宿）等等。
總體來說，貓熊雖然受關注那麼大，仍不敢說貓熊的未來是安全的，因為最深層次的問題，動物和人的相處方式，並沒有獲得解決。而往往好的做法是要時間，成效不是很快看得出來。若能用更多的指標來衡量我們的生活，才有可能讓人的追求產生有更深層的改變。
喜歡這篇文章嗎？
快來媒體小農灌溉環境資訊中心吧！
快來媒體小農灌溉環境資訊中心吧！
※ 本文根據呂植10月27日的演講內容整理而成，該場同屬「這一夜，我們聊那些動物鄰居」以及「中國綠色人物臉譜」系列講座的一部分。邀請讀者同時參閱呂植另場演說紀錄〈青藏高原教我的事 雪豹、文化與一位保育學者〉
相關文章
作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