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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強拆層出不窮 「東亞迫遷法庭」開審捍衛居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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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2016年7月4日台北訊，賴品瑀報導

「居住是人的權利，而非用來牟利！」上週六，台北市永春都更案最後一個不同意戶的房子遭突襲拆除，來自東亞七國的多個迫遷案代表，也在華光社區原址的草皮上搭起帳棚，展開「東亞迫遷法庭」的公開審理。迫遷案居民與組織者輪番報告親身遭遇，這也是全球第一個區域性的迫遷法庭。

聯合國第三屆人居會議即將在10月舉行，此次東亞迫遷法庭的審判結果，將於今（4日）前往凱道宣布，也會在人居會議中提出，要求各國政府重視居住權。來自東亞七國的迫遷者聯合起來，除了盤點各自的經驗，理解彼此遭遇的異同之處，也希望藉此彰顯崛起中的亞洲地區所面臨的當代土地問題。

東亞七國受迫遷者齊聚華光社區原址舉辦東亞迫遷法庭審判。攝影：賴品瑀。

橫跨了台灣、香港、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日本，東亞迫遷法庭收集了27個迫遷案例，包括因軍事基地、交通建設、奧運賽事、市地重劃、都市更新、區段徵收、國土活化與礦產開發等各種開發類型造成了迫遷。

這些案件中居民的抗爭，期間短則三年，長則持續了25年以上。其中如2009年韓國首爾龍山慘案、2016年菲律賓塔里札伊爾市聖羅克村，更在迫遷衝突中發生死亡事件，更別說許多居民在被迫離開家園後陸續凋零。

東亞迫遷法庭指出，這是東北亞、東南亞城市高速成長的過程所致，但目前放眼亞洲，卻無任何一國的政府對這些強拆迫遷案件提出具體補救措施。擔任迫遷法庭法官的印尼「Rujak都市研究中心執行長」Elisa  Sutanudjaja指出，光是在雅加達，目前就有120個以上迫遷案件，且半數以上由軍警等政府公權力參與了迫遷過程。

台灣立委蔡培慧直指這是一種「經濟霸凌」，即便號稱解嚴、號稱民主，經濟發展的思維仍在主導國家。因此民間必須一再反問當局：「這真的是我們要的嗎？」

迫遷法庭法官與民眾聆聽迫遷案遭遇。攝影：賴品瑀。

崛起的亞洲  開發大旗下處處有迫遷

如同華光社區以發展「台北六本木」、「台北華爾街」為名拆遷，菲律賓奎松的北三角都市貧民社區、韓國首爾的龍山都市更新等案，同樣面臨官方與企業聯手提出的開發計畫。菲律賓奎松案的「資訊通訊科技聚落」計畫，預算高達650億披索（約合台幣447億），將迫遷5萬戶居民。韓國首爾龍山都更案則因2009年激烈抗爭，造成居民與警方皆有人死亡，直到今年才重啟開發腳步。但參與其中的社運人士Gayoon Baek指出，除了發生慘案外，開發計畫太龐大使企業陸續抽手，也是當時開發停擺的原因之一。

日本東京迎接2020奧運，也讓新宿地區「霞之丘」都營住宅內的300戶居民面臨迫遷。該社區因為1946年東京奧運而建造，安置了周遭居民，但這些居民在60年後卻又得因為奧運搬走。組織者小川哲生指出，住戶大多是高齡者，其中有3/4希望能在當地終老。

小川表示，原本因為「國立競技場」的建造計畫，霞之秋遭劃為明治公園重建用地，但隨著建造預算不斷飆高，政府目前已宣告放棄建造國立競技場。不過霞之丘未因此逃離拆除計畫，不管是已遭迫遷、或堅持留在原地的長者，多有身體變差、生病甚至死亡的狀況。

泰國曼谷的「包帕素棉堡」社區，是源自19世紀泰皇賞賜大臣而來的老聚落，其位在皇城邊，不但擁有運河與城牆，更保持著鬥雞、人偶、傳統食品製作等手藝，卻因「歷史紀念公園」的興建計畫而面臨迫遷。當局以維護皇室形象、美麗的公園可作為觀光景點為由，當地居民則提出自身的存在可作為「活的文化遺產」論述，並著手自力整修房屋，破除「貧民窟」形象。要爭取兩者並存，也以行政訴訟來救濟，抗爭已持續了25年之久，然在今年5月，曼谷市長仍表態拆遷勢在必行。

政府缺乏居住政策所致  「非正式住區」亞洲各國都可見

「當時的政府缺乏居住政策所致」亞洲各國互相對照，可見一共通處——即首都多有不少「非正式住區」。如台灣的華光、紹興、蟾蜍山等社區，當年國民政府一心準備反攻、無力解決戰爭移民的居住問題，因此選擇默許軍民自力建屋，再加上後續北上打拼的中南部移民，聚落逐漸形成。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當時的台北市約有1/3居民住在所謂非正式住區。但北市非正式住區關注小組成員郭孟斐認為，從政府曾給予水、店、門牌來管理來看，顯示國家曾認同、承認過。

華光社區學生訪調小組成員徐亦甫指出，2000年政府推動「國土活化政策」後，這些非正式住區陸續面臨隨「重大開發」口號而來的大規模拆遷，政府更指稱他們「非法佔用」，而提起訴訟、追討高額「不當得利」，以此作為壓力逼迫居民離開。但這些居民根本無力在高房價的台北找到住所，只能再往其他非正式住區去，而且不管有沒有獲得安置，這些年老的居民往往因為原先緊密互助的社區網絡崩解，而陸續凋零。

香港的「天台屋」也同樣是類似的狀況，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何智聰指出，這些位在九龍旺角地區的天台屋的確又小又擠、生活條件不佳，但「他們只住得起」，面對政府發出了清拆令卻無妥善配套安置措施，落入了「無處可去、只有一死」的窘境。對此，菲律賓都市貧民資源中心的Sylva Attala L. Fortuno也指出，在奎松的都市貧民遭到迫遷後，即便得到安置，面對不斷上漲的房租，能如期繳交者僅有4%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