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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一九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二）
發佈於 4 月 18, 2019
國會全面改選
自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學生提出廢除萬年國會的訴求後，一九九一年國會全面改選也終於提上了日程。
永熾很早就意識到萬年國會的荒謬，福澤諭吉雖然相對於民權派比較保守，但他在談民主自由時，還是以民權為主，主張通俗民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大眾主權、人民主權的意思，算是很高調的民權。碩士班時代，永熾研究了這一些東西，到日本留學時，讀了瑪克思．韋伯的東西，開始注意英國國會的一些現象，那時他已經認知到，在人民主權的體制下，人民擁有決定權，既然台灣的國會只能對台灣人負責，那麼這個國會就應該全由台灣人民選出，不過，當時他還沒有把這個想法變成有系統的言論。到了一九九○年，永熾對萬年國會與民意代表的想法，已經蘊積二十年，這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緊密相關。從韋伯的觀點來說，如果人民的民主素養不成熟，民主制度就會淪為投票這個行為而已，選出來的國會議員，絕對是以利益掛帥，而不會以國家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為主體去思考，因此，韋伯選擇用總統來制衡這樣不成熟的國會，主張總統直選。
野百合學運的照片。圖片分享自「數位島嶼」蔡文祥攝影
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落幕後，民進黨立刻成立憲政研究小組，花了三個月時間提出了《民主大憲章》，鄭欽仁也有參與，他極力主張總統直選。永熾那時也在想，萬年國會的那群老國代還沒有徹底下台，也還不知道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的結果會怎樣，或許萬年國會真的會萬年下去，因此永熾傾向採取韋伯的概念，用總統直選來克制國會，而且直接民選的話，總統制未必會比內閣制差。當然，一九九二年台灣終於全面改選民意代表，然而，選出來的國會代表正如同韋伯說的那樣是以個人利益為考量。因此，如何形成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落實民主制度，便成為永熾思考的一個很重要課題。
永熾一直認為台灣要獨立建國，一定要有一個理論性的論述，穩固地打下台灣認同的基礎，而不只是因為激情或反國民黨而已。因此，在剛剛脫離戒嚴體制、鬆動大中國主義的一九九○年代，思想建構比什麼都重要，或者說，國家建構比什麼都重要，此時永熾的思想與行動也大都傾注於這一部分。不過，一九九○年代初期，台灣社會還是比較少談到主權問題，那時的民主化議題還糾結在總統制、還是內閣制，而且還不是從憲政的角度去談論。
一九九二年，台灣要全面改選民意代表，施明德在前一年便開始推動巡迴全島的新憲助選團，但新憲法的討論還是被擱置。似乎以李登輝與民進黨為首的改革勢力，都覺得在既有中華民國體制上改革，比較容易達成民主化，若要主張訂立新憲法，可能會引起統獨對立，激化保守派反彈，防礙民主化發展，所以就要獨派妥協。
只是妥協到今日，台灣還是這樣國不成國，二十多年了，連轉型正義都才剛起步，真的讓人很感慨。說老實話，永熾比較心儀內閣制，但是他對內閣成員實在沒有信任感，因為在沒有建立起真正個人主體性的狀況下，政治最終只有權術，沒有價值與理想，所以不管哪一個黨，到頭來都一樣，都不敢把台灣的利益、台灣的問題，拿到檯面上來談，只講一些瑣碎的議題，甚至談的議題都無法相互連貫，一下討好這群人，一下討好那群人，說穿了都是為了選票。如果民主制度只停留在利益交換與票數計算上，那根本不是民主制度，只不過是利益分配罷了，用韋伯的話來說，國會只是個利益交換所。
透過寫文章傳達理念
永熾一直積極在各報章雜誌寫文章，想要將他對民主與價值體系的理念傳達出去，當然也因為這是他比較熟悉的社會參與方式。從早期金恒煒擔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時，他就在《中國時報》撰寫不少關於文化的文章，等到金恒煒創辦《當代》後，永熾更幾乎一期都沒缺席，延續《中時》副刊時所寫的思想文化主題。同時，他也在鍾肇政擔任副刊主編的《台灣日報》撰寫一些比較長的論述文；而在《民眾日報》發表的多為政治評論。在老包擔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時，他也應邀撰寫專欄，這時期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廣，包括了政治、文化、社會、知識等方面。
另一方面，辜寬敏模仿日本的《文藝春秋》，在台灣辦了一本《台灣春秋》，邀請永熾去擔任顧問。但或許因為《台灣春秋》的稿費在當時幾近天價，沒多久就虧損慘重，最後辜寬敏停掉了《台灣春秋》，在一九九三年出資另外創辦了《黑白新聞週刊》。那時老包也離開了《自由時報》，轉到《黑白》當總編輯，永熾也停掉了《自由時報》的專欄，跟著換到《黑白雜誌》，每期固定寫專欄：「黑白觀點」，這些文章就不像在《自由時報》時那樣各方面都有，大多都是政治評論。
永熾寫評論的方式跟寫論文很像，他從理論觀點去分析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把自己閱讀很多書籍的內容融合變成自己的觀念。在寫文章時，他會把一種議題或現象，轉化成另一種思想性的語言來處理。因此，除非是論述性的文章，否則，他的論文或評論文都很少引述，當然，他也不會去套用理論，因為所有理論都一定有時代與文化的特質，不能像模子一樣套用到所有地方。他的方式是梳理各個現象，從中抽離出最重要的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和韋伯的理念型概念是相通的──最後找出現象背後隱藏的問題。
例如李登輝提拔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許多台派的人很激動，他們反對軍人干政，認為李登輝向國民黨保守派低頭。永熾當然也反對軍人干政，但他對李登輝這樣做的原因持保留態度。默默觀察一陣子以後，他將李登輝的各種言行總合起來分析、推理，導引出一個觀點，他認為李登輝是透過這個方式拔除郝柏村的軍權，並藉著野百合學運等民間力量，從非主流派手上奪得國民黨真正的領導權。
由於參與台灣教授協會的關係，永熾跟年輕一輩的學者也熟了起來。《首都早報》垮台沒多久，廖宜恩跑來找他，說他們想要辦一個《台灣評論》的雜誌，想請永熾當社長。之所以會找他，可能因為永熾那時是《自由時報》的專欄作家，又是施明德「新台灣重建委員會」裡面的人，也曾在《首都早報》擔任文化版召集人，大概有點名氣吧。但永熾說自己不行，當社長要照應整個雜誌社各個面向的問題，他沒有這個能耐。總編輯要負責到處邀稿，他的個性又比較孤僻，也做不來，只想執筆就好。最後，社長由鄭欽仁擔任，永熾當總主筆，總編輯則是陳儀深。
永熾在《台灣評論》當總主筆時，提出一個作法：社論的作者要署名。一般而言，報章雜誌的社論代表報社的立場，作者並不署名，但永熾說為了表示我們為自己寫的東西負責，社論要署名，當然，社論還是代表雜誌的立場，因此在寫之前，輪值作者要先把觀點告訴大家，或至少經過永熾的同意再寫。譬如說，永熾這個總主筆指派這次是A寫，那麼A得先告訴永熾現在要寫的這篇社論採取什麼觀點、要談什麼問題，然後再去寫。這個作法除了讓作者負責之外，也希望每篇社論能夠互相關連起來、相互支援，一旦發生什麼需要砲火轟擊的大事時，這些社論可以結合在一起集中火力。
這個作法最初運轉了一陣子，後來慢慢發生變化，署名的作法還維持著，可是每個人各寫各的，都沒有先來諮詢永熾，他變得很閒沒事做，最多就是主持雜誌社舉辦的座談會。
廖宜恩當初找他時，並沒有提到這本雜誌的出資者是誰，後來永熾才知道是「台獨聯盟」黃爾璇，不過他也不在意，能有份雜誌為台獨發聲，他覺得很好。但沒過多久，雜誌社以沒錢由為要停刊，永熾知道後很生氣，辦雜誌並不需要多少錢，為什麼一個組織會維持不了一份雜誌？而且，即使沒有錢，為了宣傳理念，也應該找錢出來辦下去。一個團體──尤其以宣揚理念、形塑認同的團體──必須要有自己的報刊，而且不能把它當成普通的營利雜誌來看待，應視之為支援系統，不然遇到需要發言的時候，或是需要抗爭的時候，難道要靠國民黨的報紙嗎？還是要臨時拿著大聲公到處去喊？團體所屬的刊物就是要長時間穩定發行，建立與支持者之間的信賴關係，平時細雨無聲地傳遞理念，發生變故時，至少有一個發聲的平台。具備這麼重要作用的刊物，怎麼可以因為沒賺錢就不辦了呢？他實在是又失望又火大，這個時候大約是九○年代中，老包離開了《黑白》雜誌，自己創辦《新台灣》新聞週刊，永熾也跟著把「黑白觀點」的專欄轉過去，改成「新台灣觀點」，他的政治評論的重心也轉到《新台灣》去了。
李永熾/口述
1939年出生於台中石岡，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撰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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