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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受難（上）
發佈於 3 月 5, 2019
第十一章 受難
林連宗（左一），台灣彰化人，台中一中、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曾擔任律師、省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3月9日，林連宗因交通中斷寄住好友李瑞漢、李瑞峯律師家中，隔天清晨，李太太剛煮好魷魚粥，三人還來不及吃，就被國民黨憲兵帶走，從此一去不回。來源：wikipedia
三月九日臺北陷入封鎖狀態，收音機被切斷，電話也不通。蔣介石所派軍隊抵臺後，陳儀換了一張臉，一改之前和平協商的態度，下令戒嚴，進行全面軍事接管。
連宗先生因交通中斷無法返回臺中，寄住好友李瑞漢律師家中，三月十日四位便衣及一名軍憲，以「長官（陳儀）請你們去開會 」 為由，將連宗先生及李瑞漢、李瑞峯帶走，從此一去無回，家人再也無法得知任何消息。妻子林陳鳳怎麼尋找、怎麼陳情，都沒有任何回音，甚至絕望到請官方告訴她，如果連宗先生已經亡故了，是不是也讓我們知道？但，沒有，政府只給她黑暗的阻絕及沒有盡頭的空白。
民主化後檔案揭露，「陳儀令憲兵駐臺特高組秘密逮捕國大代表林連宗」，這是陳儀有計劃地下令密逮、密裁，暗殺為臺灣奮鬥的菁英領袖。誰無父親，長年活在不知其忌日為何，亦不知其遺體何在的痛苦中。
封鎖狀態
三月九日連宗先生原打算啟程返回臺中，出門後，卻是處處有交通管制，火車也無法行駛，才知道原來已經宣佈戒嚴了。這時他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呢？
三月九日法官吳鴻麒日記記載：
寒威凜冽，溫度在五十五度（約攝氏十三度）左右，從早起槍聲不斷，人心不安，路上行人稀少，如此無秩序、不安之社會，待至何時，始能恢復耶，不禁嘆息。無線電、電火皆中斷，全不明市上消息，又夜無電火，難過恐怖中之一夜。鄰家張婦人來，謂若有危險，請過來避難，真感激不盡。
從早上開始槍聲沒斷過，不只電話線被切斷，也無法收聽無線電廣播，這無異是讓每戶人家陷入被隔離的狀態。為什麼要這樣？其實就是不讓人民之間再有辦法串連，甚至可以像之前一樣透過廣播呼召行動。只要人民力量無法快速集結，也就形成不了大的對抗力量，政府軍隊要掌控全局就相對容易。
這其實是準作戰狀態，但要對付的是誰？這個政府把人民視為敵人，把一心期盼政府改革的人，視為「叛亂」。
李瑞漢先生的女兒李月美記得，三月九日是禮拜日，這天圓山方面傳來陣陣碰碰碰的槍彈聲，情況之嚴重，全家人都趴在地板上，當然包括借宿於李家的連宗先生。她說比二戰末期美軍B -二十九轟炸機轟炸臺北，還來得驚心可怕。
而如吳鴻麒所記「全不明市上消息」，對連宗先生及其他人而言，也是一樣的狀況。這天，電台無法收聽，甚至都停電了，而且因早上六時宣佈戒嚴，通信機關也進入軍事管制，連宗先生想跟家裡打個電話都沒有辦法。人民完全陷入情勢不明的封鎖狀態，隔天八點多吳鴻麒還是照樣出門上班，直到各路口禁止通行，才知道原來已經宣佈戒嚴了。
同樣地，這一刻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槍聲大作，還有軍隊已經抵臺鎮壓了，當然更不會知道自己就是政府所欲逮捕的對象，如果有些許意識，大可開始逃離、藏匿、避風頭。但對林連宗及李瑞漢等法律人而言，大家所做之事，光明磊落，以致根本沒有任何危機意識，雖聽到槍聲，雖知道戒嚴，但所擔心的恐怕還是前兩日所談的改革會不會功敗垂成，臺灣有沒有機會走出暗夜。
大家在不安中度過了一天，隔天三月十日吳鴻麒日記記載：
寒氣逼人，溫度竟降至五十度（攝氏十度），立春多日，還係威寒迫人，亦可謂變態的氣象。八時餘出勤，奈因禁止通行無奈折回，昨日無線電中斷，不知是戒嚴中。大路禁止通行，且時聞槍聲，再現出恐怖時代。下午全部在家，又過了不安的一天。
「再現出恐怖時代」，即便大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氣氛之恐怖，不停歇的槍聲，是人人都有強烈的感受。那此時連宗先生會面臨什麼樣的處境呢？
秘密逮捕
許多來臺北參加三月八日律師界大會的友人，都聚集在李瑞漢律師家中，特別是從臺中北上的法律人，除連宗先生外，還有法官饒維岳及律師徐乃邦、童炳輝三人。他們都因交通中斷，無法返回臺中。
就李瑞漢之妻李邱己妹的憶述：三月十日一早八點多，李瑞漢的人力車伕如往常來家裡詢問今天是否要用車。因丈夫沒有外出準備，又處戒嚴紛亂中，便叫他趕快回去。但沒想到十點多時，車伕六歲的孩子突然跑過來說：「先生！先生！我父親不能再來替你拉車了。」李瑞漢問：「怎麼了？」小孩回答：「給兵仔打死了。」
李邱己妹前去查看，只見車伕脖子被槍尾刀刺了個大洞，滿身鮮血地陳屍在廚房爐灶邊，看了令人十分難過。發生這樣的事，大家覺得意外而震驚。其實這不是意外，這是當局要斷掉瑞漢先生任何可能逃離的方式，只是這群法律人仍一心無邪，以致毫無警覺。
戒嚴時難以外出買菜，黃昏時隔壁鄰居送來兩尾魷魚，李太太就煮了魷魚粥，要給客人們一起食用。這時連宗先生在客廳與瑞漢先生談話，瑞峯律師與其他人則在相連的隔壁房子裡。五點多天色灰暗，臺北下低溫，魷魚粥才剛煮好，沒來得及吃，就來了四個穿私服的人和一個憲兵軍官。
李邱己妹回憶這一幕，她說，憲兵軍官穿著長靴子，進門沒脫鞋就踏上塌塌米，先問李瑞漢是誰，接著問林連宗，連宗先生遞給他名片，表明自己是制憲國大代表。來的人說：「長官（陳儀）要請你們去開會。」又問李瑞峯在這嗎？於是把在隔壁的李瑞峯一起叫過來。我們說還沒有吃飯耶！他們則說，沒有關係，去那邊吃。
因為說是要開會，穿便服的瑞漢先生，就換上一套黑色西裝，並結上領帶。連宗先生與瑞峯律師，因是客人，原本就穿著外出服。他們一踏出門，實在太冷了，氣溫才十度，李邱己妹進去幫瑞漢先生拿件大衣披上。就這樣，看著三人被停在鄰長許火車家門前的軍用吉普車載走。
瑞漢的長子榮昌，十五歲，很擔心地跟在後面，走出大門沒幾步，瑞漢先生用日文跟他說：「榮昌，沒事的，你快回去！」
當晚，李邱己妹把稀飯熱了又熱，就是等不到他們開完會回來。不安中她打電話給連宗的太太林陳鳳，告訴她連宗先生和瑞漢兄弟被軍憲帶走了。
突如其來的事件
以往連宗先生一離開家，三天兩頭就跟女兒信貞寫信，這次卻一反常態，家人無法得知任何消息。也確實，從三月五日開始即展開高密度的政治協商與討論，乃至司法界大會的召開，局勢不斷變化中，連宗先生一直在處理極重要的事，片刻不得閒，到三月九日欲返家時，已碰到戒嚴，鐵公路中斷，電話不通。信貞說，他們母女倆曾試著要探聽爸爸究竟去了哪裡、在臺北的行程是什麼，卻都無從得知。和媽媽只能在家乾著急，每天都拿香在家門口拜拜，一邊拜、一邊哭，可是爸爸就是沒有回來。
直到有一天晚上，李瑞漢律師的太太打電話到家裡，她說：「糟糕了！連宗先生和瑞漢、瑞峯在我們家被憲兵抓走了，說是長官要找他們去開會。但是到現在都沒回家，可能不是普通的事情，這下糟糕了⋯⋯。」
接到李太太的電話，信貞和媽媽才知道原來爸爸去了李瑞漢律師家，而且被帶走了，兩人開始感覺到十分害怕。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判斷是怎麼回事，心想沒做什麼壞事、也沒有犯罪，為何抓人？實在無法理解。
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還是沒有回來。三月十一日，報紙恢復出刊，打開《臺灣新生報》一看，陳儀長官下令解散處委會，理由是：「近日之行為越出要求改革政治範圍，幾近背叛祖國，陳儀長官今（十）日下令予以解散。」
從三月九日宣佈戒嚴後，三月十日報紙並未出刊，十一日陳儀全面掌控局勢後，《臺灣新生報》成為官方發言機器。
連宗先生及各界民意代表、地方仕紳，對臺灣改革稍有理想者，誰沒有加入處委會？此時跟他們扣上「背叛祖國」的帽子，言下之意就是說他們要求獨立。打從要求縣市長直接民選以來，或要求臺人自治時，陳儀就充滿失去權力的恐懼，一直往臺獨的方向做文章，乃至在軍隊抵臺後，痛下毒手。
所以真的是陳儀長官邀他們去開會嗎？這會一開，已經第三天了，瑞漢太太無一刻能放下心來，她跑到大稻埕找陳逸松先生，見到他太太，問她陳先生在家嗎。她答說，在呀！這讓她更加疑惑了，因為同樣是律師，且陳逸松還是參政員，處委會的事他介入更多，是重要代表，為什麼陳逸松沒有參加陳儀長官的會議呢？
再怎麼不願意相信，也知道這真的不是去開會，而是已經被逮捕了。開會是不折不扣的謊言，真正的事實是：這是一場秘密逮捕，沒有搜索令、沒有罪名、沒有犯罪事實，是毫無任何法律依據的逮捕行動。
慢慢地，十天左右，漸漸聽到更多消息，很多人的先生都被「叫」去了，沒有回來。檢察官王育霖、律師林桂端、臺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省參議員王添灯、臺北市議員徐春卿、黃朝生、李仁貴、陳屋，醫師施江南，淡水中學陳能通校長等等。
那秘密逮捕之後呢？家屬連先生是被哪個單位逮捕，都無法知道；人究竟被帶往何處，也無法知道；是生是死，完全無法知道。無處有光，絲毫的訊息都沒有，只留給社會無邊的恐懼，為臺灣發聲的人「被強迫失蹤了」。
來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官方網站
法國巴黎第五大學文化社會學碩士暨博士候選人。
曾任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為二二八及台灣民主運動研究者及策展人。策展作品包括〈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公與義的堅持– 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員受難者紀念特展〉。
曾任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為二二八及台灣民主運動研究者及策展人。策展作品包括〈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公與義的堅持– 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員受難者紀念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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