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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書評：讓我們為氣候危機而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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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家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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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書封。圖片來源：時報出版 |
巴黎時間 2015 年 12 月 12 日，法國外交部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 敲鎚喊出：「巴黎協定通過！」（Paris Agreement is adopted），不僅現場來自近 200 個國家的協商代表歡呼慶賀，各大媒體發出的即時新聞也紛紛指出這歷史性的時刻，以及全球擺脫石油與煤炭類化石燃料的開始。
然而，一片歡欣之後，殘酷的事實是，目前各國提出的減碳計畫，將使全球平均溫度增加攝氏 3 度，遠高於巴黎協定中訂定的「抑制全球增溫在攝氏 2 度以下，並以 1.5 度為積極目標，以避免小島國家因海平面上升導致國土退縮、洪患頻繁等不可逆之衝擊。」且若要達到此目標，各國均需大幅度削減針對石油開採、煉油廠、火力電廠等投資，改將資金投入再生能源與節能。
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總監庫米‧奈度（Kumi Naidoo)
因此在巴黎會談後說：「現在並非慶賀勝利的時刻，而是需要立即的行動，因應氣候危機的機會之窗稍縱即逝。」 而台灣公民團體如何掌握這機會之窗，近期出版的知名記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所著《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可作為參照。
因此在巴黎會談後說：「現在並非慶賀勝利的時刻，而是需要立即的行動，因應氣候危機的機會之窗稍縱即逝。」 而台灣公民團體如何掌握這機會之窗，近期出版的知名記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所著《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可作為參照。
面對《天翻地覆》的行動指南
2007 年，娜歐蜜‧克萊恩出版《震撼主義》一書，探討新自由主義如何藉由天災或戰爭後重建，滲入各國政經體制。之後，克萊恩將其調查報導焦點轉至氣候變遷，出版《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強調面對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絕非僅仰賴新興科技的創新即可解決，必須從整體政治經濟體制來改革，方能達到「以系統革新因應氣候變遷」的目標。
綜觀克萊恩的論點，她指出全球公民團體在氣候變遷的行動中，應重新省思大型環保團體與企業合作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Klein 認為環保團體的倡議策略過度窄化至新興減碳技術的推廣，是這十幾年來氣候倡議成效不彰的肇因。
書中第六章「摘果子，而非除根：大型企業與大型綠色組織聯手的災難」更詳究美國諸如自然保育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 )、環境保衛基金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oundation）等知名環保組織，因接受化石燃料業者與大企業的捐助而弱化對化石燃料業者的指責，僅倡議個人行為的改變，例如鼓吹大家少開車或購買環境友善商品等，甚至研擬出過度迷信市場手段的法案與政策。
大型環境組織過度沉溺於遊說企業，致使如比爾‧蓋茲（Bill Gates）、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等富豪願意投資低碳能源，克萊恩抨擊這種缺乏由下而上草根支持的做法，是導致美國氣候法案無法通過，且無法對化石燃料業施以足夠壓力的原因。她因此在第九章的「堵路運動」（Blockadia）中，分析了從希臘到加拿大境內，一個又一個在地反抗石油、頁岩氣、煤礦的開發案的成果，以及這些反抗運動在推動全球氣候政策上的意義。
例如，美國近年最重要的環境運動- 反對興建輸油管以輸送高汙染油砂煉製油基石超大油管（ Keystone XL） 的抗爭事件中，原住民部族和農牧場主人等原本立場迥異的團體結盟，並藉由社群媒體的傳播，喚醒大眾重視化石燃料業所衍生的各類環境衝擊，也使得傳統上被框架為「別在我家後院」的私利符號般的鄰避運動（Not in my backyard, NIMBY），進展為「不要在任何人家後院」的轉型倡議。
挺身對抗氣候變遷
如克萊恩所引用的氣候運動組織者史考特‧帕金（Scott Parkin）所言：「人們渴求的氣候行動不只要求你寄封電子郵件給否認氣候變遷的國會議員，或是更新你的臉書動態、放上幾句關於化石燃料的俏皮話。現在，新的反體制運動與深入華府的菁英份子分道揚鑣，激勵了新一代運動人士，他們站在推土機和運煤車前面。」直接抗爭的力量，讓氣候變遷從抽象與遙遠的議題變得更為貼身相關，更能集結民眾對抗氣候危機。
如同書名所揭示，克萊恩認為氣候變遷跟資本主義一樣，都改變了一切。若要有足夠的力量扭轉困局，跨領域團體的集結極其重要，特別是氣候懷疑論者總說減碳政策將會傷害經濟、減少工作機會，因此爭取勞工支持氣候政策更形重要。書中因此舉例，加拿大安大略政府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際，提出「綠色能源與綠色經濟法案」，吸引太陽能業者設廠、吸納汽車業的失業勞工。
受雇於該廠的失業工人韋恩‧萊特（Wayne Wright）17歲的兒子更說：「爸爸的新工作終於可以為我們這代年輕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藉由綠色經濟政策的倡議，這些原本在高汙染產業工作的勞工，有轉職至綠能或節能產業工作的機會，若可再促使工會團體成為綠色轉型的積極參與者，氣候政策的進展就會加速。
台灣如何對抗氣候變遷
相較於美國尚有比例甚高的氣候懷疑論者，根據國內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有 68% 的民眾，認為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最嚴重問題，更有高達近八成同意政府應調整高耗能、高汙染產業結構並開徵能源稅，顯見國內非政府組織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毋需再就「人類活動導致了全球暖化」事實進行教育，而應著重於將此高比例的支持度，轉化為實際的政策遊說壓力。
藉由參照克萊恩上篇的三大論點，在新一波的氣候變遷公民行動上，台灣公民組織無論是否為環保團體，都應團結一致，並可採取下列三項行動：
1. 提供真正的氣候解決方案
美國大型的環保組織因接受大企業捐助，導致倡議氣候政策時的扭曲，但台灣由於企業捐款較少流向倡議型團體，這種現象因此較少。台灣較常見的反而是官方或利益團體藉由媒體專題的合作，向民眾傳遞特定政策，例如去年 12 月巴黎氣候峰會之時，各大媒體所見之關於碳交易、核電作為減碳選項、基改作物可因應氣候變遷等相關報導。因此國內氣候變遷的公民團體，極需提出台灣減碳路徑圖，以避免民眾的支持度導向未具永續性的減碳選項。
2. 找出在地事件的關聯性
台灣在氣候變遷的公民行動倡議上，存在「政策性遊說」與「個人行為改變」間的鴻溝。前者專注於探討著法案制度的規畫，包括台灣如何參與聯合國公約、減碳目標的訂定、排放交易制度的運作、各項政策綱領是否適當等；後者則聚焦鼓勵民眾多吃素、隨手關燈、購買節能產品等。這樣的鴻溝使台灣民眾一方面認同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但NGO在進行政策遊說與辯論時，卻又未能有堅實的群眾支持為後盾。
娜歐蜜‧克萊恩在《天翻地覆》中指出，「全球連線的草根運動興起，意味著下一次，當氣候運動人士進入充斥政客和汙染者的房間進行協商時，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站在門外支持，他們有力量大幅提升政治壓力。」當下的燃煤電廠空氣汙染、水泥業開發案、煉油廠關廠均可扮演台灣氣候行動戰略中的「堵路運動」角色，藉由詮釋各事件背後對台灣邁向低碳未來的影響，把狀似抽象的減碳議題轉化為每個民眾都可參與的公共行動。
3. 擴大結盟，為氣候變遷而團結
娜歐蜜‧克萊恩在《天翻地覆》出版後，在加拿大國內推動躍進宣言（The Leap Manifesto）連署行動。該宣言勾勒出因應氣候變遷的轉型願景與步驟，包括原住民的環保能源項目應首先獲得公共資金、建構本地化和生態型農業體系、推動公共托育計畫以建立健全的社區等。此外，除了邀請樂施會、綠色和平等長其關注氣候變遷的團體參與，亦廣邀食安組織、郵政工會等，甚至動員加拿大境內知名的電影人與音樂人，如 Ellen Page、Arcade Fire、Neil Young 等，藉此擴大影響群體。
反觀台灣，過往反核議題中已經出現這類橫跨環保、教育、勞工、人權與藝文團體的串連，也成功凝聚全民對於非核家園願景的支持，促成能源政策從仰賴核電廠開始，逐漸轉向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的推動。
面對氣候危機，娜歐蜜‧克萊恩藉由此書提醒我們，僅僅仰賴科技發展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必須推動深刻且根本的社會與經濟轉型。而這樣的轉型過程，仰賴各領域的公民團體相互串連──綠色就業之於勞工團體、氣候難民之於援助團體、石化業擴張對鄰近社區權益的侵害之於人權組織、農業調適之於小農推廣等。如此方能讓關注該議題的民眾均可看見氣候變遷的影響，及其可行的替代方案，合力提升氣候變遷在政治議程中的優先順序，落實真正的制度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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