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廈深信，國民黨一旦在美方支援下奪回海南島，無論在軍事、心理或後勤補給上，都將有利於美國抵制中共向東南亞地區進犯，既能把中共軍事焦點自朝鮮半島引開，也助於提振全中國境內反共民心士氣。若從戰略角度觀之，一旦海南島重由國民黨控制，該島將可成為日後對中國大陸展開進一步軍事行動的前哨基地。為了化解美方要求台北配合發動反攻海南島的壓力，蔣介石的幕僚提出一項「反提議」，要求未來國軍發動反攻大陸的初期登陸行動範圍，以福建沿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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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美國要求反攻海南島，蔣介石另作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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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4 月 2, 2017
書名：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作者：林孝庭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29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7422
作者：林孝庭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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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返大陸或擁抱海洋？
海南作戰方案與沿海突擊行動
海南作戰方案與沿海突擊行動
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雖然不乏各式各樣的軍事保台計畫，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韓戰爆發一年多之後，蔣介石的軍事幕僚才在柯克的指導與建議下，擬出一份代號為「三七五」的反攻大陸計畫。根據此計畫，國軍一旦準備就緒，將首先在海南島與福建沿岸地區發動兩棲登陸作戰，建立灘頭堡，以利後續反攻行動。然而蔣介石對此案並不熱中，表面上他斥責僚屬對於所擬議之反攻登陸範圍過於狹小，要求提出重新評估，但私底下卻開始懷疑在他有生之年，究竟能否實現反攻大陸，八月八日，他在日記裡坦承：「今後復國事業，照事實論，幾乎不復可能。今後一切設計當為繼我後來者成功之謀，而不必為我親手成功之計也。」一九五一年底，當柯克向蔣介石追問執行「三七五」計畫以奪回海南島之事時，蔣介石竟然私下埋怨，稱此一構想「必英、法所主動而令美國要求我為其作犧牲品也，可惡已極」。
蔣如此之消沉態度，讓美方軍事情報單位於一九五二年初，即開始懷疑口口聲聲希望回到中國大陸的蔣介石，是否真的有心發動軍事反攻。二月間，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議美軍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威力展示」，以打壓中共在朝鮮半島戰場上的氣焰，並再度認真考慮動員國軍部隊。五角大廈深信，國民黨一旦在美方支援下奪回海南島，無論在軍事、心理或後勤補給上，都將有利於美國抵制中共向東南亞地區進犯，奪下海南島，既能把中共軍事焦點自朝鮮半島引開，也助於提振全中國境內反共得民心士氣。若從戰略角度觀之，一旦海南島重由國民黨控制，該島將可成為日後對中國大陸展開進一步軍事行動的前哨基地。華府因此向駐台北的美軍顧問團下達命令，要求擴大目前在台灣的一切軍事作戰訓練計畫，以因應未來兩個師的兵力用於台灣境外地區作戰之準備。
為了化解美方要求台北配合發動反攻海南島的壓力，蔣介石的幕僚提出一項「反提議」，要求未來國軍發動反攻大陸的初期登陸行動範圍，以福建沿海為主，並以福州為中心點，如果登陸後情勢朝有利方向發展，蔣介石願意考慮進一步擴大軍事行動範圍，往北向上海與南京推進，往南抵達廣州。這項方案與美方的構想背道而馳，且對海南島隻字未提。三月二十六日，華府派遣梅利爾（Frank Merrill）將軍前往台北，會晤蔣介石。梅利爾在二次大戰期間曾是史迪威將軍倚賴的副手，此時他代表華府的外交、國安與軍事情報系統，專程前來與蔣介石私下溝通，表達華府對於蔣介石「持重保守，不肯冒險反攻」的嚴重關切。蔣在日記裡坦言，他聞之「甚覺駭異」，繼之「以實情告知」，為示慎重，最後並以書面回覆美方詢問。很顯然地，反攻海南島絕非此時台北的首要目標。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18－19日訪問臺灣，與蔣介石搭敞篷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群眾歡迎。（來源：維基百科：蔣中
隨著朝鮮半島局勢在一九五二年春一度又逐漸緊張，華府軍方要求台北出兵奪回海南島的壓力也隨之升高。五月底，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Arthur Radford）抵達台北，勸蔣介石同意出兵海南島。他的到訪讓英國政府感到驚愕，似乎暗示華府已決心解除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協助台北對中國大陸展開軍事行動，或者同意接受台灣部隊參加韓戰，以減緩美方壓力。同時，國民黨內部有關「反攻大陸」的呼籲再度升高，這種種跡象都讓英國人感到相當憂心。
實際情況卻與英國所憂心的大相逕庭；蔣介石與雷德福的晤面，最初相談甚歡，最後卻變了調。海軍出身的雷德福強調海南島的戰略價值，以及對於全球反共大業的重要性，蔣介石則回稱，奪回海南島將消耗超過十個師的兵力，收復之後還須花上一年來肅清島上的共黨勢力，對蔣而言代價太大。此話讓雷德福感到荒謬可笑；蔣介石過去不斷堅持反攻大陸將提振國民黨士氣，然而他現在卻聲稱奪回海南島，只會對國民黨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此後短短數週內，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費克特勒（William Fechteler）與二度到訪的雷德福，先後敦促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收復海南島，但蔣依然不為所動。最後連原本擔憂美國被蔣拖下水的英國人都看出來，是華府在向國民黨施壓，而非蔣要求美國支持其軍事行動；英國駐淡水領事駱克睦（E. H. Jacob-Larkcom）在發回倫敦的報告中寫道，美國駐台軍事顧問「粗魯無禮」，催促國民黨向中共展示武力，當時倫敦對於收復海南的相關細節並不知悉，反而認定美政府向蔣施壓乃出於政治與外交考量，意在推進南、北韓和談，並藉此對執政的民主黨總統選情產生有利結果。
雖然國軍出兵進攻海南島遲無具體進展，然而突擊閩浙沿海島嶼的敵後游擊行動，卻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積極推進。一九五○年十一月間，中央情報局與台北軍事情報高層祕密研商，決定共同合作沿海突擊行動。蔣介石的總統解密檔案揭示，此一計畫旨在成立一支總數約一千人、訓練精良的游擊部隊，由美方提供武器彈藥，作為滲透與破壞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甚至遠達東北各省的軍事與其他民生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工廠與水庫等。雙方當時選定浙江外海一、兩個小島嶼，作為祕密訓練與聯絡基地，以及游擊隊武器彈藥儲藏地。蔣介石立即拍板同意此一合作構想，並指派其向來所信賴的鄭介民將軍來處理相關細節。
由於中央情報局嚴重誤判，認定中共不會出兵介入韓戰，導致中共以志願軍參戰後，美方與台灣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敵後游擊任務變得更加緊要。一九五一年三月間，中情局人員開始以「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orporated）為名義，在台北設立基地，最初是為替台北代購軍火的民間企業公司，總部登記於美國東岸的匹茲堡。最初與台北祕密聯繫的詹斯頓（Charles S. Johnston）成為該公司掛名董事長，而台北分公司業務則由皮爾斯（William R. Peers）主持。首批提供外島游擊隊的軍火，於三月間運抵台灣，包括一千七百四十箱高爆炸藥、六百八十枝卡賓槍、四百二十九挺輕機槍、兩百支手槍、二十五箱無線電設備、七十具火箭發射器與三十七萬九千發彈藥。當時浙江外海仍由國民黨所控制的小島嶼，包括漁山、披山、南麂、北麂、一江山與上、下大陳島等地，則被選為游擊基地。該計畫初始的要務之一是將這些島上各自為政的反共游擊勢力加以整編，統一指揮，蔣介石指派其在大陸時期的愛將胡宗南，化名「秦東昌」專司此事。一九五一年七月間，胡宗南在大陳島上成立「浙江省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與浙江省政府，成為遷台後國民黨政府依然控有蔣介石故鄉浙江省的政治象徵。這些初設於浙江外島的非正規游擊據點，隨後進一步擴大至金門、馬祖等福建外島，淡水、澎湖馬公與金門也分別成立由「西方公司」主持的訓練中心，開設游擊、敵後工作、戰鬥情報等訓練班課程。根據一份有關「西方公司」的中文解密文件顯示，一九五二年三月間，已有一百四十九名學員完成訓練課程，後被空投滲透至緬甸北部、雲南省與海南島等地，從事敵後活動。
從一開始，蔣介石對於中情局化身的「西方公司」成員以及其所主導的敵後活動，即懷有高度戒心，蔣曾私下批評這批人「心急好功，甚不易相處」，因此搬出蔣夫人宋美齡擔任「游擊委員會」主席，做為約束「西方公司」人員的一種手段。此「游擊委員會」成員還包括當時台、美雙方軍事情報高層，並成為國民黨遷台以後與美方情報系統建立直接接觸管道平台的第一步。儘管蔣介石對「西方公司」充滿戒心，然而他也知悉，此一沿海突襲與敵後計畫利大於弊，這些活動讓國民黨能夠在風險相對較小的情況下，維持「反攻大陸」的宣傳與勢頭於不墜，同時又不會觸及大規模反攻計畫由誰出掌兵符等敏感問題。此外，這些突擊活動有其實際功效，除了可以破壞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之外，還可蒐集與掌握中共在沿海地區的第一手情資。再者，蔣介石還可以利用這些小範圍的突擊活動，作為其核實與評估國民黨戰力的機會，儘管現實的檢驗，似乎讓他對於能否發動一場成功的軍事反攻大陸，愈加感到遲疑。
從一九五一年夏到一九五三年夏，由這些游擊隊所發動的數十起突襲行動，於閩浙沿海地區展開，這些行動包括小規模的沿海騷擾與船隻攔截，以及奪走數千條性命的大規模突擊登陸戰。持平而論，這些行動的實質報酬率似乎並不太高，政治上的宣傳效果，顯然要大於軍事或戰略上的真正效益。一九五三年夏天，韓戰停火談判即將告一段落，「西方公司」也開始重新評估這些外島突擊計畫的廢存。中央情報局研判認為，隨著中共海軍力量逐漸增強，國民黨的游擊隊愈來愈難以登陸滲透，因此決定自浙江外島逐步撤離。此外，駐台北的美軍顧問團與「西方公司」之間，以及「西方公司」與台北軍事情報機構之間聯繫上的諸多爭執與摩擦，包括國民黨人士對中央情報局人員的反感，都導致這一計畫逐漸走向終點。一九五五年春，中情局正式結束「西方公司」外島突襲行動計畫，並將相關業務移交美軍顧問團來負責。
1971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於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擔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其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中英外交史、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主要學術論著有《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T.V. So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KMT Central Reform Committee on Taiwan, 1950-52》等英文專著，另有中、英、日文學術期刊文章、專書章節、史料彙編、會議論文、百科全書條詞與書評等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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