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福祉大翻轉削弱了世界新秩序。由於不再能維繫繁榮，新秩序對底下成員的吸引力也減弱了。作為世界新秩序盟主和主幹的美國和歐盟經濟活力削弱，在政治上也不再一言九鼎。二○○八年之後，國際制度比起過去，不利於美國在全球的改造使命。
【書摘】《美國如何丟掉世界？》｜麥可．曼德爾邦
【書摘】《美國如何丟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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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6 月 25, 2017
書名：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作者：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6/02
作者：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6/02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書封
第六章 舊秩序復辟
中國海軍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思索，該用什麼神鬼莫測的方法擊沉我們的船艦、打下我們的飛機。──美國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誰能想到，柏林圍牆倒下二十五年後⋯⋯歐洲還會發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種事？──安吉拉．梅克爾
後冷戰秩序的終結
二○一四是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一百週年，舉世皆在紀念此事。大國全捲入歐洲戰爭互相征伐的局面，自一八一五年起足足一百年期間沒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這稍微寧靜的百年，也開啟了一個持久、全面性衝突的時代：先是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又陷入冷戰漩渦。說來巧合，二○一四這一年也象徵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冷戰之後的歐洲和世界享有比十九世紀更深刻的和平，至此算是落幕了。同時，美國外交史上一段特殊的時期也在二○一四年告一段落，此時，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改造其他國家國內的政治社會結構上，而非保衛美國利益。二○一四年落幕時，美國政府在中國、俄羅斯、在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大中東等地區推動的國家改造悉以失敗告終。上述國家沒有一個照美國希望的樣子扶植成形，但這些失敗並不是終結後冷戰時代的原因，就和傳教士傳教失敗、未能使人改信基督，並無法撼動他／她自身的基督教信仰一樣，這些國家的不順服，並沒有摧毀美國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國的信念。美國人認為自身有改造他國的使命，這信念始於早年的北美拓荒者，從那時起美國人就相信，到一塊截然不同的土地上推動改造，是高貴可敬的目標。
然而這類改造失敗的代價不斐，尤其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個案例必須付出的成本之高，使美國人幾乎打消了進行其他類似計畫的念頭。雖說如此，美國外交政策以改造他國為使命的時代的終結，並不全然肇因於此。畢竟在冷戰時期，美國參與韓戰和越戰付出的代價慘痛的多，可是美國並未放棄導致這些衝突的政策方針，亦即圍堵國際性共產主義和蘇聯。
美國外交政策在二○一四年改弦更張，是因為世界變了。過去二十年來讓改造他國的使命之所以可行的國際大環境──數百年來最深刻、最普遍的和平──消失了。締造該和平的原因除了不再有戰爭，還因為少了爆發戰爭的可能，人們不必花費氣力為迫在眉睫的戰事做準備，而地球上最強大的政治領袖們也不再認真考慮發動戰爭這回事。戰爭退場源於國際間不再有所謂的「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或「大國政治」（power politics）──即最強大的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彼此敵對。由於國家必須確保其生存，這個目標高出一切，所以自古以來，大國政治，包括其最終極的表現──戰爭──影響各國彼此關係。冷戰結束後，它不再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問題，使得全世界最富、最強的國家──美國，有餘裕投入國際活動來改善其他國家，而不必再汲汲於保衛自己及盟國。不用再牽掛安全之後，它可以把外交政策當作社會工作一樣來推動。
國與國之間的安全競爭在冷戰之後消失這件事是如此不尋常，造成的效應更為深遠，直可比擬主權國家內部的革命，尤其是最初也最盛大的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在此之前，王室做為歐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成員雖來來去去，但君主制度總還維持不變。直到法國大革命造成劇變，改變了法國的政府形式：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世，還推翻了綿延數百年的王室制度。和王室成員來去但王權制度不變相同，大國在歷史長河上起伏興衰，各國在國際權力階級上的地位會有變化，但是其制度的特色──安全競爭至上，以國家生存為最高原則──持續不變。國際政治宛如賽局，選手來來去去，局勢詭譎多變，但規則卻不動如山，也就是說，掌握權力的主權國家雖然會替換，其行為與運行的規則卻不會隨之改變。
但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的規則不一樣了，這改變使得這之中最強大的選手得以不理睬外交事務的基本遊戲規則，不再需要去應付其他國家的國際行為，轉而想要改造他國政府對待治下人民的方法。
強權彼此敵對的大國政治之所以變成冷戰之後國際間的暫時結論，有部分原因是此先已出現一個共同趨勢：武器的殺傷力愈來愈大，造成的毀滅更勝以往，使得戰爭愈來愈不受歡迎。而前述提及的，美國在外交政策領域因歐洲共產主義崩潰，獲得餘裕進行其他社會工作的自由，也來自冷戰這一偉大歷史事件過後的世界權力分配：美國因其的軍事、經濟實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成為了國際上首屈一指的霸權。
美國的實力，加上冷戰後國際關係上的另三項特質，界定了小布希總統所謂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第一項是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上升。幾乎沒有國家不在全球經濟的籠罩範圍內，而且透過做為其成員能夠產生實質的經濟效益，這有助於緩和各國進行安全競爭的衝動。第二項是人類史上最危險的武器──核子武器──只被不會將之用於傳統權力競賽的國家擁有。第三項特色則是中國和俄羅斯本來都有能力像傳統大國那樣採取強硬的政策，把敵對、安全及軍事競爭置於國際關係的中心位置，但他們卻都對此毫無興趣。
美國在奉行改造他國使命的同時，也努力深化後冷戰世界這三項新世界秩序。然而，到了二○一四年底，儘管美國在全球經濟、核子武器和大國政治這三方面都有所努力，卻因其政策上的錯誤使得它們變得不穩定。二十年之後再回頭看，一九九三年的世界新秩序與冷戰時的舊國際制度很相似，甚至也和過去數百年來的制度沒什麼太大差別。與大革命之後數十年的法國一般，君主制度復辟，舊習慣作風都回來了；二○一四年年底世界局勢改變，美國不有餘裕任性推廣其價值，只好變得跟過去一樣，必須以保護自身國家利益為優先。
各國參與全球經濟之所以會降低國際衝突，是因為比起結盟對抗相同的敵人，國際貿易或跨國投資更能締結夥伴關係。對一國而言，跨越國界的貿易與投資是為了致富，而彼此為敵的最極致形式便是戰爭，但戰爭只會帶來窮困而已。十九世紀是國際經濟第一個真正大整合的時代，當時，「貿易可以保證和平」的思想在英國這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流行起來。雖然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顯示了這思想其實過度樂觀，但是在往後一個世紀之中貿易逐漸成為了國際關係的重要紐帶，尤其是冷戰過後，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降低了國際間的衝突，雖然未必完全天下太平，但的確疏解了緊繃的情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承擔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責任，負責籌畫和管理國際經濟。一九九三年之後的十五年，美國的經濟運作格外順暢，獲得了比從前更高的利益、更能雨露均霑的成果。但金融盛景沒能長存，二○○八年，美國金融制度近乎全面崩潰，歐元也在二○一○年也敲響警鐘。這兩件影響全球的大事，都有部分是起因於少數富有國家的政策錯誤。至此，四海昇平的金融時代畫下句點。
全球經濟福祉大翻轉削弱了世界新秩序。由於不再能維繫繁榮，新秩序對底下成員的吸引力也減弱了。作為世界新秩序盟主和主幹的美國和歐盟經濟活力削弱，在政治上也不再一言九鼎。二○○八年之後，國際制度比起過去，不利於美國在全球的改造使命。
並非每個國家都把冷戰結束看作是捨棄窮兵黷武這種傳統野心的機會，他們並沒想到要就此快樂地安於經濟上相互依賴的和平環境。世界新秩序還是會有些遭到抵制背叛的地方。這其中最吸引人，也是美國尤其關注的抗拒力量，來自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紐約和華府發動攻擊的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然而，恐怖分子還稱不上排拒新秩序最危險者，這個殊榮要歸北韓和伊朗。這兩國政府都擁抱極端的意識型態，要犧牲別的國家且只圖擴張自身權力。比起蓋達組織等恐怖團體，北韓和伊朗政府不但治理國家還控制著領土，因此有更大潛力能興風作浪。最重要的是比起恐怖分子，此兩國政府更有能力取得當代國際政治最有破壞力、最危險的特殊武器──核子武器。
由於它們的破壞力極強，這些武器讓擁有他們的人在軍事上占據上風。北韓和伊朗在整個後冷戰時期都想要發展核武，以求至少可以威脅其他國家。他們若是控制了發展完備的核武，極有可能在其所在區域或世界各地重啟可怕的安全競爭。美國領導國際社會阻止這兩個國家取得核武器。從冷戰時期開始，並持續到冷戰結束後，並還算略有成績。
然而，二○一四年時，伊朗和北韓都接近取得核武的臨界點，跨越臨界點之後，它們將威脅全球的安定和美國利益，而這會是西方勝過歐洲共產主義之後美國不曾遇上的困難。北韓和伊朗的核計畫，在後冷戰秩序的根基上造出了巨大裂縫。
新秩序的核心，也就是區別它和過去秩序最大不同的特色，是國際政治傳統上圍繞著最強大的國家打轉，而今他們卻彼此不再有軍事和政治的競爭。中國和俄羅斯政府放棄他們共產主義和帝國時期前人的外交政策，這麼做的部分原因除了是在冷戰之後忌憚美國的恫嚇力量，此外還有別的因素。
一九九○年代，美國發動倡議──把對中國貿易和人權問題掛鉤處理，以及設法移植自由市場經濟到俄羅斯──用意即在改造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盼望可以藉此說服他們採取和平的外交手段。這些倡議雖然最終失敗，但是美國政府相信（或說盼望）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經濟大趨勢會和這些倡議的訴求有相同的效應。
上述期望並沒有成真。到了二○一四年，中、蘇兩國都放棄了沉默與克制，恢復了典型的大國戰略，想要控制更多領土。兩國都顯示了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意願，而俄羅斯更是不惜發動戰爭。中國強悍的海軍建軍和俄羅斯的侵略烏克蘭，使得對美國及其盟國來說，安全的國際世界結束了。而這意味著，美國再也不能對美國的重大利益掉以輕心，而把注意力和資源放在改造其他國家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逆轉了冷戰結束時出現的國際政治大革命，恢復了昔日大國政治的國際體制，也因此帶給美國迥異於過去二十年來的新挑戰。
曼德爾邦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也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專攻美國外交政策。他擔任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顧問，該所贊助中東政策研究和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曼德爾邦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碩士，並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他著有十六本書，包括《征服世界的觀念》（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節約的超級強權》（The Frugal Superpower），以及與湯瑪斯．佛里曼合著的《我們曾經輝煌：美國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That Used To B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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