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 年，著名的伊朗女詩人 Qurrat al-ʿAyn 在公共場合摘下她的面紗

1848 年，著名的伊朗女詩人 Qurrat al-ʿAyn 在公共場合摘下她的面紗，慘遭宗教法庭吊死。臨刑前，她高亢呼喊：「你們儘可殺我，但不能阻止婦女解放。」

她的殺戮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沉默—沒有群眾的憤怒或聲援。

1979 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

頭巾（hijab）配戴的強制性，被編入法律。

女性因違反「著裝法」受到嚴重迫害和監禁。

當時伊朗婦女團體的抗議，只能自生自滅。

沒人挺身與她們站在一起；反倒是社會大眾要求她們遵從「婦道」。

2017 年，女權鬥士 Vida Movahed （素有 “ the Girl of Enghelab street “ 之稱 ）獨自站立在德黑蘭的一個雜物櫃上，她把面紗繫在一根棍子高舉過頭。

無畏的抗議，再次激發女性群起效尤的骨牌效應。

然而，當這些年輕女性被道德警察逐一架走時，大多數旁觀者依然冷漠以對。

幾十年恐懼的社會化，令人民癱瘓，無能或不敢干預。

社會再次沉默。

隨著 2022 年 9 月 Mahsaamini 被警方刑求謀殺，全世界見證一個宗教壓迫的國家，從集體麻木中甦醒。

一場痛苦、憤怒和悲傷的海嘯全面爆發，整個伊朗社會一夜轉骨。

不分階層、地理位置、種族、宗教信仰以及幾十年來導致伊朗人分離的諸多因素，「爭取女性自由」的共同呼聲，首度成為社群團結的轉折點。

父親、丈夫、兄弟、兒子一起走上街頭，與女性並肩，不斷高呼“ Zan, Zendegi, Azadi”（女性、生活、自由）。

他們蔑視系統的無情暴力，勇敢抗爭頭巾圍籬的倒塌（fall of the Hijab）。

伊朗國內教育界、公知、藝術家紛紛表態他們與人民站在一起。

國際名人也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平台，呼籲世人回應伊朗婦女迫切的人權訴求。

一位在地觀察家說道：

「這些由女性帶動的抗爭行動，已經根本轉變伊朗國家的集體敘事，重寫伊朗人如何自我看待，能夠群策群力對抗壓迫制度，挺進一個自由和自決的時代。」

「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