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轉型正義系列報導六】打開傷口是為了復原─專訪史塔西檔案局局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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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12 月 27, 2014
柏林圍牆倒塌後，史塔西的特務為煙滅迫害人民的證據，除了用碎紙機絞碎，還徒手撕毀檔案。目前這些碎紙全都存在放檔案局庫房的16000個袋子內。（照片：BStU提供）
清查公務員建立公信
在威權政治的深層結構，公務員與情治機關難免有一定的連動，有時還身兼警察國家的打手，當政府轉型成民主後，倘若無法就公職人員的責任有所釐清，人民將無從信任政府。因此，史塔西檔案局當初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清查前東德公務員和史塔西的關係，積極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史塔西檔案法》明定，各政府機關主管，得向檔案局提出詢問，要求釐清轄下軍人、公務員、法官、議員、選務人員，在東德時期與情治機關的關係，另外，受僱於國家運動代表隊、媒體、醫院等公共機關的員工，也適用辦理。如果檔案局發現其中某些人確實是線民，比如曾定期向史塔西報告同事的行蹤，或擔任監視同學和打小報告的職業學生，那麼檔案局就會出具報告，提供他們與史塔西合作的時間長短、方式、以及當年被吸收為線民的背景，供各單位主管參考。
20多年來，史塔西檔案局已經調閱過近50萬名公務員和公共機關員工的案底，其中，好幾萬人因為當過線民而被革職或調職。那麼，政治背景與工作能力稱職與否的判斷標準為何呢？
「我們只負責出具書面報告和證據檔案，至於是否任用，由主管和當事人溝通後自行裁量，我們不做任何建議」，楊恩說。主管根據檔案局出示的文件，判別當年打小報告的人，究竟是出自政治信仰而效忠黨國，想升官、貪求名利、怕丟掉工作而迎合上意，還是因為把柄落在特務手中，逼不得已才出賣同事和朋友？如果是後者，主管也可能認定情節輕微，而留任這些員工。
「即使是線民，也有自願與被迫、程度輕與重的差別，主管要看過檔案後才能判斷，」楊恩說。至於那些曾經為情治機構工作的人，為何不適合再擔任公職？「政府機關為人民服務，前提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賴，難道說要讓人民不信賴的人當官？隱瞞自己與史塔西關係的人不只是欺騙長官，也是欺騙人民。」
史塔西的特務就是利用這種拆信機，偷偷拆開民眾的信件，拍照存檔後再把信封黏合回去。為掌握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史塔西每天平均要打開九萬封的信件。（照片：林育立攝）解讀檔案認識專制
史塔西的特務就是利用這種拆信機，偷偷拆開民眾的信件，拍照存檔後再把信封黏合回去。為掌握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史塔西每天平均要打開九萬封的信件。（照片：林育立攝）解讀檔案認識專制
情治機關是獨裁政府最權威、也是最敏感的部門，內部往來公文和報告，鉅細彌遺紀錄當權者的決策經過，對有意還原歷史真相的研究者來說是一大寶庫。1990年代史塔西檔案剛解禁的時候，整個德國歷史學界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就是史塔西。
楊恩說：「許多記者和研究者透過史塔西檔案，來了解當局的決策過程，例如誰下令監聽、選舉如何作票，進而掌握整個獨裁體制運作的模式。」不過，基於保護第三者隱私的前提，《史塔西檔案法》對學者和記者調閱檔案有非常嚴格的限制，「當事人沒有同意，誰也不能翻他的案底，與研究主題不相干的檔案也不准調閱。」
有記者問到，傳言出身東德物理學家的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還沒從政前是史塔西的線民，梅克爾本人也爆料，史塔西曾派人試圖吸收她，但因為她「大嘴巴」的個性而沒有成功，對此媒體該如何求證？楊恩回應說，梅克爾來過檔案局看自己的案底，「但除非她本人同意，不然任何人都無權過問。」
不過，楊恩微微一笑，補充說：「檔案開放這麼久，這麼知名的公眾人物如果是線民的話，大家應該早就知道了。」
監聽譯文全都露
史塔西檔案局本身也設有研究部門，專門解讀情治檔案，到目前已出版上百本專書，深度探討史塔西的組織、吸收線民和蒐集情資的手法、以及史塔西聯手政府部門打擊反對運動的內幕。楊恩說：「學術研究是檔案局的工作重點，我們的出版品，特別適合做歷史研究者的參考資料。」檔案局出版的所有專書、刊物和解說摺頁，幾乎全部可以免費索取，或在網站直接下載。
以今年柏林圍牆倒塌25週年為例，檔案年初開始就出版專書，從史塔西的角度還原和平革命的經過。舉例來說，《四面楚歌》（Ueberall kocht und brodelt es...）一書，紀錄的是萊比錫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群眾示威，內容有大半是印上「高度機密」的公文和文件，包括鎮壓群眾運動的任務分組、私人信件檢查後的匯整報告、示威現場的蒐證照片、以及線人所呈報的便條紙。書中除了特務的姓名和線人的化名，只要出現第三人的名字就被塗黑。
另一本9月才問世的新書《長話短說！》（Fasse Dich kurz!），更是威權政治研究的突破。兩位研究者在獲當事人同意後，首度發表史塔西監聽民運份子的電話譯文，並與其他檔案交互對照，分析譯文如何作為檢調辦案的證據。作者特別指出：「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爆發監聽醜聞的此刻，東德這段歷史，有助於認識官方的情治單位如何監聽和濫用監聽。」
楊恩也藉此書比較威權體制和民主政府同樣有情治單位，監聽手法大同小異，但目的可能是南轅北轍：「獨裁國家的秘密警察，是用侵害人權的手段來維繫黨國統治，反之，民主國家的情治單位是人權的守護者 ，媒體和大眾應該對這一點有所警覺。」
他認為，既然情治單位的任務就是窮盡一切手段來獲得情報，那麼，如何建立出一套監督機制，讓特務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確保情報不被當權者利用，對民主國家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多去了解過往的威權怎麼監聽，能幫助我們思考轉型民主國家之後情治單位的角色，這正是我們出版這本監聽譯文的用意。」
流言加深對立
即便國家已經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政壇卻充滿對立，每到選前就有人捕風捉影，指控政敵是過去的抓耙仔，被指控的人也急忙撇清，社會充滿不信任感。這樣的情形不只在台灣，在中東歐的前共產國家也很普遍。楊恩認為，這可能與這些國家沒有真誠面對威權遺緒有關。
「情治檔案如果繼續由少數人把持，很容易被拿來作為打壓異己的工具，唯有讓檔案開放，真相大白，社會才不會受過去的仇恨所困。」楊恩舉波蘭等東歐國家為例指出，在共黨情治檔案還沒解禁前，社會上到處是流言和陰謀論，被指控的人也只能辯解，很難把事情交代清楚，「直到幾年前檔案解禁，民眾把謠言和真相分清楚，信賴感才慢慢取代原本的對立。」
楊恩還舉德國公共電視台兩年前播放的紀錄片《接觸敵人》，來說明真相大白與同理心如何帶來和解。片中一位東德大學生，因在課堂上提太多尖銳問題而被學校退學，轉將心中想法向同年紀的好友傾吐，沒想到好友卻偷偷把他的想法向史塔西報告，導致他坐牢五年多。
真相與同理心促進和解
這是個真實故事，導演讓久別30年的兩位友人重新見面，白髮蒼蒼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一起翻閱其中一人當年為史塔西做的報告。在交換意見和回憶的過程中，從前敵對的兩人，開始試著去理解對方當時的想法，最後還一起到監獄參觀。導演說，這是個有關「友誼與背叛、希望與失望、和責任與原諒」的故事。
「檔案沒解禁，這種事就不可能發生，」楊恩說，「我們檔案局不是為受害者尋仇，也不是在清算加害者，而是把真相和責任釐清，開啟和解的可能性」。東德共黨統治時期，坐過牢的政治犯至少有20萬人，檔案局不只提供他們受迫害的真相，協助他們司法救濟和申請補償金，還鼓勵他們平心靜氣與從前的加害者對話。
「我自己也跟當年把我驅逐出境的史塔西軍官見過面，他當面跟我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對自己的所做所為表示後悔，兩人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楊恩對這次見面的心得是：「有些人說不要一再去撕裂傷口，可是，有的時候，傷口就是要打開才能復原。」
也有多位昔日的特務和負責看管政治犯的獄卒，為了平息內心的不安，主動打破沈默，在檔案局主辦的講座活動擔任與談人，前史塔西軍官羅思（Bernd Roth）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三年前寫了一本書：《一位史塔西加害者的報告》， 詳細描寫自己被吸收成特務的經過，還在臉書上成立粉絲頁，分享與轉型正義有關的新聞，「我不是要你們接受我，只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促進彼此的了解。」
柏林圍牆倒塌後，史塔西的特務為煙滅迫害人民的證據，除了用碎紙機絞碎，還徒手撕毀檔案。目前這些碎紙全都存在放檔案局庫房的16000個袋子內。（照片：BStU提供）
獨裁已經過去
史塔西檔案局就位於當年被民眾佔領的史塔西總部，每月都舉辦導覽，讓民眾得以一窺情報單位究竟，不僅我們這個外國記者團對它有興趣，來自各國的訪客也絡繹不絕；尤其是同樣走過威權的東歐國家、西班牙、和突尼西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都曾派人來柏林了解德國處理情治檔案的經驗。在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獲旅德僑胞的邀請，兩年前也派代表來參觀，對史塔西檔案的保存和開放留下深刻印象。
「身為記者，我一輩子都在學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太容易大驚小怪，可是，擔任檔案局長這些年來，我還是不時感到詫異，」楊恩感慨，「當你知道人性有這麼多陰暗面，可以踐踏人權到這種地步，連最親的人都可以出賣，不免感到沮喪。」
不過，「我每天來上班，還是多少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因為我非常確定，獨裁真的已經過去了，」楊恩說，「獨裁是可以克服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大聲說，我們知道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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