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丟演講全文：“文明”世界病入膏肓的真相| 為什麼一個月就忘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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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456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法文譯者| 劉燕婷
按：轉眼間，巴黎恐怖襲擊已經過去一個月了。無論IS問題在當今世界中多麼亟待解決，而在媒體邏輯中，一個月已經足夠一個事件被淡忘了。
此前，各家媒體爭相發布了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巴丟11月23日在公共劇院關於IS事件的演講預告，而後媒體們卻跟隨著遺忘定律而集體緘口了。事實上，這個重量級演講甚至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甚至英文、法文的記錄。書評周刊醞釀多時，今天為大家帶來巴丟的演講全文。
巴丟把ISIS比喻成幫派主義的現代企業，是全球化資本主義內在的病變，是披著宗教外衣的當代法西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非工薪者和非消費者就成了被全球資本主義遺棄的無產者，而ISIS（Daesh）就誕生於此，表面上是對西方的仇恨，實則也是對西方的渴望在作祟。他們是當今世界上的第三種主體性——虛無主義者。對於虛無者，生命一文不值，因為他們清楚，如果不採取最極端的手法，包括死亡的衝動，他們就會墮落到對西方的渴望中去。所以，理解ISIS，必須超越“文明－野蠻”的框架（在巴丟看來，西方在屠戮無辜生命上更野蠻，只不過披著合法戰爭的外衣），而應把它看作全球資本主義的病變所滋生的主體性。
阿蘭·巴丟（Alain Badiou，1937-），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歐洲最重要的左翼知識分子
今晚我想談談最近發生的事件（注：11月13日巴黎事件），發生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家，也可以說是這個世界的事件。首先我想說明的是我們應該以一種怎樣的心態來討論這次事件，畢竟這是一個極為殘忍的悲劇。媒體和政治家們也在不斷地重複它對我們情感的傷害。這些情緒反應很自然。我們感到遭受了嚴重傷害，我們認為此類極端行為無法容忍。這樣的情緒佔據了每一個人，我們無法抑制也不該加以指責。
這樣的悲劇發生必然會影響大眾心理狀態，這種影響會帶來幾個風險：
首先，這可能讓我們允許國家採取無用甚至是不可接受的應對手段，並且很有可能會這樣。國家會首先沖上舞台前方，充當著或自認為充當著民族的代表。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些領導人對此次事件表現出了不祥又明顯的喜悅。所以即使在這樣的情緒下，我們也應該保持判斷，也就是說從是否有效、是否合理的角度清醒地判斷當下的言論及政策。
這種感性主導可能帶來的第二個風險是激發我們身份認同的衝動。這也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機制，就像一個家庭受到威脅，其成員自然就會更加團結，某種意義上也算是增強了力量。在法國發生大規模殺戮之後，民族情緒也會相應加強。受害者心態往往導向身份認同。於是，“法蘭西旗幟”，“法國”“法國人”等等詞彙就開始湧現，彷彿這些詞彙是當前情勢下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當我們在談論“法國”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法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當今，“法國”以及“法國人”的概念並非不言自明。這種身份認同的衝動會使我們認為這樣的事件是只針對“法國”的。而事實上，這類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尼日利亞、伊拉克、巴基斯坦、敘利亞，還在幾天前，超過200名俄羅斯人就在飛機上慘遭恐襲，而對於這些事件我們的反應就比較冷淡了。我們應該從全人類的視角看待這些暴力事件，而不是自封於一種民族心理。否則，為了尋求所謂的公平，我們會受到報復心理的誘惑，而報復只會帶來更多冤冤相報的暴行。從古希臘悲劇開始，人們就把公平的邏輯和報復的邏輯對立起來了。我們沒有理由為報復行為——殺掉那些殺人者——喝彩，並認為這是正義的勝利。這一點，古希臘人早就啟示我們了。我還想提一個令我擔憂的事情，雖然大眾都很自然地接受了：例如奧巴馬的回應,“這不僅是對巴黎、對法國的進攻，這更是一次反人類的罪行”。話說得沒錯，問題出在奧巴馬並不是在每發生這樣的事件就會採用這樣的措辭。在巴黎發生是為反人類，但在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就不是了？因為巴黎屬於西方。我們應該擺脫這種思維模式，即是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代表著人類。這種邏輯即使是現在也非常流行，在我們的言談和媒體的措辭中，常常有意無意地表達這種思維方式。一個西方人的死事關重大，而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死了就算不了什麼。
第三個風險是正中肇事者下懷，也就是造成無限放大的媒體輿論效應。這種殺戮行為無非是為了在當地及周邊國家製造一種“陰暗的話題”，帶來沮喪和復仇的情緒。這可以說是一種戰略，讓人們失去理智，讓情緒佔據上風。人們在兩種情緒中徘徊，一方面是受迫害的心理，另一方面是複仇模式，這種模式下任何行徑都將被允許。需要注意的是，法西斯主義者常常使用這種“陰暗的話題”，讓“受害人”在壓抑和仇恨的情緒中無惡不作。
為了避免以上三種威脅，我們要保持對於此次事件的思考能力。做到這一點，我們得從這樣的假設出發，即人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存在一定邏輯的。如果就以無法理解，不可理喻來定義這樣的事情，是失敗的表現，而我們也將為這種失敗付出慘痛的代價。思想的天職就是要和一切所謂無法理解的事物鬥爭並去思考它。誠然，很多行為是非理性的，罪惡的，病態的，然而思想者會像對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將其作為思考的對象，而非放棄對其的思考。放棄思考便是暴行的勝利。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想澄清此次事件的真相，我把它當做重疾下的當代世界的諸多病症之一，我也會試著給出解決當下問題的一些必要條件和長期的解決辦法。今天的報告首先是對當下世界形勢的系統思考，為大家呈現當下世界的真實狀態，由此出發談及大規模殺戮以及國家層面宣告的戰爭；在談完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之後，我會討論這個世界應該是怎樣的，如何才能使此類病症消除。講話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當代世界的客觀結構，這個結構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搭建起來的，這種構建先是在背地裡的，後來是明目張膽的，到最後就是近乎張狂的。
第二部分是這種結構給人民帶來的影響：造成了他們之間的分化，產生了不同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在第三部分，當代世界的三種典型主體性。
第四部分，現代社會的法西斯。我認為此次事件的肇事者就可以稱作現代語境的法西斯。
在第五部分，我會專注談論本次事件，包括此次事件的肇事者，策劃者，以及如何定義他們的行為。
第六部分，國家對此次事件的應對以及以“法國”和“戰爭”為中心的輿論導向。
第七部分，建立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從這種國家和輿論的導向抽離出來。採取“解放政策”，一種能從當前世界結構抽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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